解读博古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

第四次反“围剿”的弱点

博古对第四次反“围剿”中的教训（存在的错误和弱点）的总结，着重于两方面：一是军事战略上的，二是政治方面和其他工作方面的。

他指出，在军事战略上我们的错误和弱点是，全国红军还不能在单一的战略意志之下实行互相配合的牵制敌人消灭敌人，“这是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极大的弱点”。具体的事实有两个：一个是中央苏区红军东攻漳州南下南雄，没有能够最大限度牵制进攻鄂豫皖的敌人的行动。另一个是在反“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目的地配合红军作战，尤其没有在敌人的后方侧面发展新的游击区域，使敌人在四面受敌的形势中。

作为原则要求，博古指出的军事战略上的问题，的确值得重视并妥为解决。但他列举的第一个具体事实，即中央苏区红军未及时有力策应鄂豫皖及湘鄂西苏区反“围剿”，恐怕要另当别论。一是中央苏区红军自顾不暇，在蒋介石军队开始进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时，在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亦集中了40多个师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经过南雄、水口战役，赣南苏区始得稍安。二是乐宜战役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本当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地区推进，以策应鄂豫皖及湘鄂西苏区，无奈力所不逮，“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当然，这里也反映出身居全党最高领导的博古，谋事论事的全局立场。

博古列举军事战略上的弱点的第二个事实，倒是充分体现了他对游击战争、游击部队、游击区域的高度重视。“譬如说，在北方战线上东黄陂战役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丰城东乡一带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那我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博古接着上文说的这几句话，则反映了他对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伍的肯定与推崇。在谈到目前苏区党面临的紧急任务时，博古又强调说：“我们要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不但要在苏区周围组织挺进队深入白区游击，并且要在敌人的后方侧翼去发动游击战争，创立游击区域使敌人腹背受敌。要记得游击队的积极活动，是主力红军在决战中获得胜利的要素之一”。这进一步确立了游击队伍、游击战争在反“围剿”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足见，后来一些人说什么博古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其实不足信。博古反对的，仅仅是打一处、抢一处、丢一处的流寇式的“游击战”、游击习气。

在政治方面、其他工作方面的错误和弱点，博古认为“更大更多”。“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曾能够把国民党区域中开展着的反帝斗争与工农群众为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日常斗争，提高他到更高的阶段，使他们能够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胜利汇合起来”。在反帝运动中，没有正确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在组织工人阶级反抗资本进攻的斗争中，有轻视经济战争的观念，不善于与黄色工会作正确斗争，而扩大赤色工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其次，对改良主义的政治派别的面貌揭发不足。再次，是没有很迅速的克服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

博古关于政治方面和其他工作方面错误和弱点的总结，反映了他自觉接受、遵循国际路线和国际指示的思想特点，其中既有合理的成分（统一战线，关心工农经济状况等），也有“左”倾色彩（排斥“第三势力”即所谓“改良主义的政治派别”等）。这在当年中共从属于共产国际、而后者对前者掌控太多的情况下，是难以避免的。但也反映了博古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够成熟，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或许正是他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