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奔走在国统区团结妇女抗战最前沿

广泛团结和争取妇女界朋友

抗战期间，邓颖超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扬、沈兹九等妇女界领袖除经常在公开场合接触外，还保持着密切的个别联系，同她们交心谈话，凡遇到重大问题都和她们商量，听取她们的意见和建议，互相支持和配合。沈兹九因拒绝宋美龄要她参加国民党的劝导，引起宋的不满，沈兹九一怒之下离开了“妇指会”。事后，邓颖超向她指出：“这是一种意气用事的做法，对统一战线工作是不利的。”这种坦荡的胸怀和严厉的批评，使沈兹九心悦诚服。

由于邓颖超等人对进步妇女领袖们真诚的关心、爱护和帮助，使她们真心实意拥护和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些人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支持中共的事业，保护中共同志。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搞了一份“共产党危险人物”黑名单，准备分批逮捕，其中一部分还要秘密处死。一位党外朋友得到情报后，立即设法转告邓颖超、张晓梅。邓颖超等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南方局的指示，对黑名单上的一批进步妇女，逐一研究了转移方案，并进行周密安排，在地方党组织和进步朋友的帮助下，使她们安全撤离，得以脱险。

邓颖超还十分关心“妇指会”等妇女团体的非党进步人士和青年女干部的成长，帮助她们解决一些困难，注意保护她们的安全。这些进步人士、知识青年以“小姑”作为邓颖超的代号，把到曾家岩50号或到红岩村与妇委会的同志见面当作“回娘家”。她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

为争取所有赞成抗日、热心妇女工作的中间派人士，邓颖超指出：“我们不能关门主义，不能急躁图痛快，要有宽阔的胸怀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她还说：“中间分子的态度往往是冷淡的，争取是比较困难的，然而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开会，通过决议，首先要做好中间分子的工作，使她们支持赞同我们。我们一些经延安来的同志，往往看不惯中上层妇女的衣着打扮，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应从政治大事着想，不要计较生活小事，有些要人的太太们，能争取她们同情我们，可起到别人无法起到的特殊作用。”“妇指会”总干事张蔼真、副总干事兼儿童保育组组长陈纪彝，都是爱国的基督教会派人士。她们热心于抗战事业和社会福利工作，富有实干精神。在政治上，她们则希图超然于党派斗争之外，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是尊重的。邓颖超不仅亲自同她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指示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尽力支持她们的工作。如中共党员冯光灌长期担任总干事室秘书，成为张蔼真的得力助手；中共党员徐镜平担任儿童保育组副组长，与陈纪彝配合默契，深得陈的信任。由于重视对她们争取团结，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她们对共产党往往能采取比较公正的态度。后来，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妇指会”不少中上层人士逃亡台湾，张蔼真却去了香港。行前，她还叮嘱“妇指会”中愿意留在大陆的原总务组长谢兰郁等人，保护好财产账目，等待共产党的妇女机构来接管。

1940年春，经邓颖超提议并推动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由李德全任主任，曹孟君、傅学文任副主任，邓颖超、张晓梅、黄静汶、陆慧年等人任委员，都是中共党员或左派人士。中苏文协妇委会经常组织召开中苏妇女联欢会、联谊会、学习报告会、座谈会，举办妇女儿童书籍、图片展览会或电影招待会，吸引了大批的知识妇女和少年儿童。皖南事变后，邓颖超等人积极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便以中共党员骨干为核心，形成了十几个小型的学习小组、读书会、座谈会等，每周或双周聚会一次，交流彼此了解的政局情况，传阅进步报刊或小册子，讨论当前形势或妇女本身的问题，并共同参加各界人士组织的进步活动。1944年，在南方局妇委的推动下，在这十几个小型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半公开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工作，成为国统区民主妇女运动的重要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