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余
反击“妇女回家论”引导妇女争权益争民主
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召开全国妇运干部会，提出要妇女们“加强她们的组织，提高她们个人的技术，加入国民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重新拣起“妇女回到家庭去”的陈词滥调，还反对妇女参政，说“如果每一个妇女，都力图参与政治，那是很有害的……”
受此影响，国统区刮起了一股“妇女回家论”的思潮。比较突出的是，1939年10月，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发表《我的理想国》一文，极力鼓吹妇女回家，还正式在福建省内通令各机关禁用、限用女职员。1940年7月6日，《大公报》上发表端木露西《蔚蓝中的一点黯澹》，也鼓动广大妇女回到家中做回自己“贤妻良母”的“本职”。随后，喻培厚、夏英喆、莫英、林枫、沈从文等人就此问题在《大公报》、《妇女新运》（《中央日报》附刊）、《战国策》等报刊上发表争论文章。
邓颖超十分重视这场争论，在她的领导下，《妇女之路》（《新华日报》副刊）、《妇女生活》、《浙江妇女》都投入了这场论战。邓颖超亲自写下《关于〈蔚蓝中的一点黯澹〉的批判》（发表于《妇女之路》）。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以妇女运动发展史为线索，一针见血地批评端木的妇女观就是主张“把妇女赶回家去”，“鼓励一般家庭的妇女做一个好母亲好主妇”，这些旧调重弹，决非偶然，不仅表现了端木对中国妇女解放的悲观失望、消极倒退、腐朽自私的观点，同时也反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对抗战悲观失望、无自信心，企图向日本妥协投降的消极情绪和一年来复古倒退逆流在妇女问题上的蔓延。文章的最后，邓颖超真切地号召妇女必须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每个中国男女都应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
沈兹九、胡子婴、葛琴以及许多社会人士也都发表文章批判“妇女回家论”。最后，周恩来亲自写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把“母职”和“贤妻良母”区别开来，指出“贤妻良母”或“新贤妻良母”的实质，都是站在男权主义的立场上。周恩来的文章把斗争锋芒引向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为争取妇女就业提供了理论武器，为这场论战作了总结。
抗战时期，中共和各党派进步人士强烈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国民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参政会，制订宪法、实施宪政。受此鼓舞，国统区广大妇女也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但国民党女参政员借口人民愚昧、无知，公开反对宪政。
邓颖超直接领导和推动妇女宪政运动。从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南方局妇委通过“妇指会”联络委员会在重庆共召开了七次宪政问题座谈会，讨论了“宪政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宪政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如何促进宪政运动和争取妇女参政问题”等，参加的人数由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邓颖超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经常出席这些会议，并在各妇女团体联合举行的女参政员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和介绍苏联妇女参政情况。她还发表《妇女大众应拥护各省市参政会之召集》、《国民参政会与妇女》等文章，指导妇女宪政运动的开展。邓颖超要求女参政员不仅要代表人民的意见，尤其要替最受压迫的各界妇女大众说话。第一、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上，女参政员们为争取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益进行了斗争，并提出了一些提案，如《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案》、《请政府命令各机关不得借故禁用女职员，以符男女职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案》等，多数获得大会通过。
邓颖超的正确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力量的热烈响应。李德全、史良等人严厉批驳由沈慧莲主持纠集30多人发起组织国民大会竞选会，李德全还拒绝接受该会理事的职务。重庆妇女界104人发表了《重庆妇女界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实行民主，成立全国人民的政府，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广西桂林、云南昆明、四川成都等地的知识妇女也召开了多次宪政座谈会，并在报刊上刊登了有关文章。
这场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由于国民党的高压破坏，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果，但使大后方妇女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所谓“宪政”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只有中共才是真正主张实现民主政治、为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的党，从而大大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赢得了民心。
纵观整个抗战期间，邓颖超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以她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以及特殊的身份和影响力，积极地引导和推动国统区妇女大众为争取抗战胜利而不懈努力，对妇女解放问题上出现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批判和斗争，使妇女运动在错综复杂的国统区方向明确、方法灵活、成效显著，成为她革命生涯中灿烂的华章，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图片来源：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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