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余
掀起妇女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为紧密配合前方抗战需要,邓颖超带领南方局妇委或通过“妇指会”及其他妇女团体渠道,或自己组织活动,号召各阶层妇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赠钱物,积极支援前线抗战。
在募集寒衣上,妇委号召并组织女青年会、重庆市慰劳会、难民妇女服务团等广大妇女积极投入缝制棉背心、棉大衣、棉被、毛巾等工作。仅1938年国统区就有3000名妇女参加缝制工作,缝制慰劳袋30万个,寒衣数十万件。1939年底,各妇女团体共募寒衣50万件。1940年募棉衣款400万元(法币,下同),夏衣100万件,还有许多鞋袜。
在组织献金上,1939年2月6日至14日的抗战第一个献金周中,妇女界创造了65万元的高纪录。“三八”节前,重庆妇女界又捐献63万元。1943年,重庆妇女界发起献金购买飞机“妇女号”的捐献活动,到9月止共募210万元,计献机13架。1944年12月,重庆市妇女界又献金600万元。
在慰劳前线上,响应南方局妇委的号召,“妇指会”前线慰劳组、妇女慰劳总会前线慰劳队、重庆慰劳分会等数百个妇女团体,收集一切慰劳品、书信、书报,派遣代表团、慰劳队、歌咏戏剧队到前线开展慰劳运动,足迹遍及浙、赣、湘、粤、晋、陕、甘、鲁、冀、察等地。据统计,仅1938年国统区妇女写的慰问信就有30万封,1939年50万封。其中南岸缝制厂女工在一封慰问信中写道:你们为了国家民族生存,与敌人拼命,你们是民族的骄傲,我们后方的同胞一定加紧救亡工作,和前方亲爱的战士们一同迈进。
在安抚伤员和抗属上,妇委组织国统区妇女带上慰劳品,如衣、鞋、毛巾、肥皂等到重庆附近的伤兵医院慰问。1940年元旦,妇女慰劳总会以衬衣10000余件、草鞋1600双、羊毛军毯80条及食品等分赠重庆伤员。同时,在邓颖超等人推动下,国统区还成立了“陪都辅助抗战军人家属委员会”,不定时给抗战军人的家属购米、购布、购油,并开展因病送诊、送药、免费住院、贫困救济、解决工作等活动。
抢救难童是抗战中妇女界的一大重要贡献。为做好对难童的抢救、保护和教育工作,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之初,以邓颖超为代表的南方局妇委积极动员各阶层妇女和抗日救亡团体,组成宣传队到农村、工厂、街头以及难民收容所去宣传、抢救、收容难童,一直到保育院成立后参加保教工作。在抢运难童中,曹孟君、徐镜平等人冒着枪林弹雨前往徐州、台儿庄、郑州、开封等战地前线抢救难童近千名。杜君慧、赵郁仙、李昆源、段超人、傅淑华、齐笑尘等一批中共秘密党员、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及爱国进步人士被派往各地保育院担任院长和从事保教工作,她们在战时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难童共甘苦,积极推行生活教育、社会教育,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带领他们参加劳动,变保育院为温暖的家。
邓颖超还十分注重发挥妇女特长,鼓励妇女们搞好后方生产,支援前线抗战。当时,迁到重庆的工厂有两百多家,纺织印染方面,女工更占多数。女工们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微薄,邓颖超鼓励她们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生产,日夜劳动,支援抗战。其中,豫丰纱厂的女工1939年底就生产纱达10000件。邓颖超还利用“妇指会”生产事业组这一阵地,推动在四川建立了松溉纺织试验区、乐山蚕丝试验区、新运纺织厂、新运纺织工艺社等生产事业单位,先后参加生产的妇女共有数万人。永川的松溉纺织实验区仅1939年至1940年就生产纱布、药棉、布匹、毛巾、毛巾毯、大衣呢、被单等种类繁多的军需品十数万磅,极大地支援了抗战。1943年7月,为提倡妇女合作生产,增强抗战力量,南方局妇委在南岸野猫溪创设妇女合作工场,生产了大量的肥皂、衬衫、短裤、布鞋等运往前方。
在邓颖超的引导和帮助下,国统区实业界妇女也积极创办企业,努力生产,支援抗战。周宗琼在邓颖超的具体帮助下,创办了“国防动力酒精厂”。1939年以后,周宗琼又创办了乐山沫溪河国防动力酒精厂、内江国防动力酒精第三厂。她的酒精厂开办后,承担了1941年至1946年后方邮车动力酒精的供应,并且一直为《新华日报》提供周转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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