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主要影响因素探析

　　二、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践的影响

　　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随着实践由浅入深地进行，认识也不断由初步向深入发展。建国以来党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曲折探索直接影响了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第一，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探索实践，使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同时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比较正确。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医治了长期战争的创伤，恢复、发展了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在此基础上，党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伟大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使得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继续发展。在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时候，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比较实事求是，一方面有力地学习、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注重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各方面的实践，并且注意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

　　另一个探索实践比较正确的时期是“文革”结束后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毛泽东思想恢复了科学面目，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随着社会主义探索实践的深入逐渐走向科学、成熟。为彻底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解除人们的思想禁锢，1978年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的重大意义。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7]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的科学面目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科学的阐述，标志着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进行，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完善。

　　第二，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践的失误，导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遭受挫折，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陷入误区之中。

　　1957年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出现，“左”的思想逐渐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党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践中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缺乏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指导思想上“左”的思想逐渐滋长起来。“左”的错误实践，不但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的困难，在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错误理论被看成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这些严重失误的理论采取绝对化、神化的态度去对待，导致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受到严重扭曲。而这种对毛泽东思想的非理性的认识，又使得在实践上“左”的思想进一步泛滥，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其次，党内民主制度和领导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党不能够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去认识毛泽东思想。“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8]这样，党内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风气，即以领袖的言行作为是非标准，领袖成了党的化身、真理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不同意见不但很难发表出来，而且有时这种不同的意见却被定为路线分歧、阶级矛盾。对于毛泽东“左”的错误思想理论，不但不能提出异议，还要大加神化、颂扬。林彪、“四人帮”这些阴谋集团正是在这种土壤中产生，并且利用这种体制的弊端，大搞迷信、教条，推行造神运动，玩弄各种阴谋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曾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全党也在为此不懈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