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主要影响因素探析

　　三、毛泽东本人因素的影响

　　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过程中，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的毛泽东本人对它的认识，无疑对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第一，当毛泽东本人比较谦虚、谨慎的时候，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是比较正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已由一党领袖转变为党和国家的领袖，但是这种身份、地位的改变并没有使他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继续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中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并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　“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10]1954年6月，毛泽东删去了宪法草案中称赞他的条文，并解释说：“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11]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国际化的倾向，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他多次强调不要强加于人，要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关于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总店”与“分店”的关系，是“根”与“枝干”的关系，并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1954年12月，中宣部为此专门下发了通知，指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时应注意按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对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与马列主义关系的正确认识，加深了党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第二，当毛泽东个人骄傲情绪逐渐滋长，主观主义、个人专断作风日渐严重的时候，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逐渐走向了歧途。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的重大胜利，由于国内国外的种种因素，毛泽东不像以前那样谦虚谨慎了。他开始迷信自己，脱离实际，脱离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个人专断。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他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12]这样，他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为对他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彪、“四人帮”等阴谋集团，正是利用这点，对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对毛泽东思想大搞“顶峰论”、庸俗化、教条化，使得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出现了重大挫折。“文革”开始后，个人崇拜更是恶性发展，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被推向了神坛。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种种做法，毛泽东也提出过异议，例如1966年7月，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指林彪——笔者注）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13]同时，他对“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绝对权威”等提法也提出了异议。1970年12月他会见斯诺时又说“四个伟大”讨嫌，对于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但他并没有完全否认个人崇拜，他说：“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14]由此可见，由于晚年毛泽东未能区分个人威望与个人崇拜的界限，虽然他对林彪、“四人帮”的一些做法提出过批评，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一些同志即使有正确的意见，也根本无法得到表达，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陷入了严重错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