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灿
当然，从个人角度来说，毛泽东与丁玲也颇有渊源。他俩都是湖南人，丁玲与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曾经是同窗好友。丁玲那时30岁出头，性格活泼外向。毛泽东常常如数家珍地跟她聊唐诗宋词，也谈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及其他古典名著。因老乡之谊、共同的朋友圈以及相近的爱好，初到陕北的丁玲很快与毛泽东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
丁玲果然不负众望。这个从上海亭子间走出来的女作家，到达保安半个月后，就红装变武装，打着绑腿，穿着平底布鞋，跟着部队北上定边前线。所到之处满眼的山沟、沙原、硝烟，接触的人不是出生入死的红军将领和战士，就是质朴的陕北农民。他们的言谈举止，跟她熟悉的都市男女迥然不同，一切都令她感到新鲜而振奋。《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南下军中之一页》等战地散文，行云流水一般产生了。毛泽东要文学家去前线鼓励战士，她做到了。当然，她也得到了别的作家无法企及的赞扬。1936年12月，丁玲收到了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发给她的《临江仙 给丁玲同志》，其中有“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首写给知识分子的赞美诗词。站在一个政治领袖人物的立场上，毛泽东欣喜于丁玲的表现，也不乏慧眼识英才的得意。
在陕北头三年，丁玲先后创作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东村事件》《压碎的心》《新的信念》等小说，主题都是反映阶级斗争、民族压迫的革命叙事。20世纪20年代，丁玲笔下那些莎菲型、寻求独立、带着强烈自我意识的小资产阶级女性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童养媳七七、陈老太婆等穷困的普通劳动妇女，她们的不幸遭遇既不是个体的，也不是性别的，而是被压迫阶级和被侵略民族共同的集体仇恨。丁玲忠实地履行着毛泽东关于工农大众文艺、抗战文艺的指示，适应战时红色根据地的意识形态要求，摒弃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清除恋爱至上、感情至上等思想倾向，塑造立场坚定的女革命者形象。
丁玲的变化是由内而外的，连她的外表形象和生活习惯也变得男性化起来。初到延安的陈学昭曾不止一次地描写过丁玲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说她声音洪亮，女性特征几乎消失了。到延安访问的记者也说她：“很随便地抽起卷烟来，烟抽得很密，大口地吸进，大口地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在战时的革命环境里，女性的特征和特殊需要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不健康的，更不被提倡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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