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灿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就在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不久，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在4月初毛泽东主持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有人对丁玲的这篇文章提出批评。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就是丁玲后来说的“毛主席保了我”。令人玩味之处在于，被毛泽东保下来的丁玲，在表明自我改造的决心的同时，反戈一击，对王实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但那段时间对丁玲来说是极其难熬的。1942年4月25日，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一周前，她写了《风雨中忆萧红》，曲折地反映出当时的复杂心态。她在文中说：“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丁玲曾经跟大多数人一样，不理解瞿秋白在临终前写的《多余的话》。但随着自身的危机处境到来，丁玲体会到他在环境的压抑与保持自我之间的矛盾。
1922年，还在上海大学读书的丁玲，就接触过一些中共党员，包括瞿秋白。当时的丁玲，虽然觉得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她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她甚至自比孙悟空，把党的纪律视为“一个紧箍咒”。1931年2月，被丁玲称为“最难忘的爱人”的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她痛感个体的渺小和无助。1932年3月，丁玲面对党旗宣誓：“再也不做党的同路人了。我愿意做一颗螺丝钉，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的生命，我的心，不属于我自己的，而是属于党的。”到了延安，她努力向主流靠拢，但仍然出了问题。在怀念萧红的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丁玲感叹萧红，不也在反思自己吗？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知识分子与党之间、女性与革命之间，她终究是有些稚嫩了。
据陈明回忆，丁玲在整风运动期间，写下了两本学习心得，一本题为《脱胎换骨》，另一本题为《革面洗心》。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之后，丁玲到农村去走访、调查，直接与农民们同劳动、同生活。她计划用不同的手法写10个不同的人，后来因形势变化，只写了3个：民间艺人李卜、红军营长袁广发和陕甘宁边区的模范田宝霖。当毛泽东看到《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写的《田宝霖》，欣喜地祝贺她的新写作作风，并在一次高干会议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然而丁玲自己并不觉得《田宝霖》写得有多好，也从不认为这是她的得意之作。她把毛泽东的表扬看成鼓励，是为她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丁玲晚年把她的感受说得很明白：“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丁玲真的放弃了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吗？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了暖水屯农民在党领导下开展土改的过程，是一个表现阶级斗争的政治性主题，丁玲却在不经意中表现了对作为地主侄女的黑妮的关注。在黑妮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内心深处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又浮现出来了。后来，因为被质疑存在阶级立场问题，她不得不对黑妮这个角色作了模糊处理。
可以说，从19世纪末西方女权思想的输入开始，中国的女性解放就由男性倡导和引领，始终被纳入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议程之中，女性被看作等同于“阶级”的一个弱势群体，却有意无意间忽略了阶级、民族背后的男权社会结构，同样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丁玲在延安时期的人生际遇，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女性解放道路的曲折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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