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高岗

互相支持，绘制东北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蓝图

在东北解放之初，曾有人说，“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对此，刘少奇曾对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陈伯村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他还请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听那些闲话，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在东北主政期间，高岗强调在用人问题上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搞论资排辈”。对于像张闻天这样因为错误斗争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资格，高岗也不避忌讳，一体信用。

张明远（时任东北局常委、秘书长） 回忆说：在东北局的常委中，张闻天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的理论造诣深，注重调查研究，常常对现实中的问题能提出独到的见解。高岗对张闻天很敬重，说他有学问，“是个翰林”，在遵义会议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对他要善于使用。在制定方针政策时，东北局很重视张闻天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许多重要文件常由张闻天起草。他关于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及中共方针政策的论述，深受高岗的赞赏，高岗把它作为东北经济建设的政策依据。东北解放前后，张闻天一直任辽东省委书记，1949年调整东北局时，高岗曾提议让张闻天重新担任组织部长，但未能实现。后来，张闻天又因为供销社和私人工商业问题而受到刘少奇的批评。高岗为张闻天在东北未能得到重用，颇感遗憾。

在关于私人工商业问题的论争上，高岗明确支持张闻天的意见和看法。东北局制定私人工商业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依据的是张闻天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的方针提纲》（以下简称《提纲》）。

在《提纲》中，张闻天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列为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并认为，“东北的国营经济，由于过去的特殊历史条件，较之其他解放区都要发展。所有大的企业，差不多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

因此，“在东北城市工商业中，国营经济已经占了领导地位”，而“私人资本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天已经落后于国营经济，将来还会落后于合作经济，其比重是不算大的”。而且“东北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从这个实际出发，东北局制定政策时，也就与关内有所不同。在高岗主持下，东北局讨论通过了这个提纲，制定了私人工商业政策，为繁荣市场，稳定物价，促进工商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9年5月31日，刘少奇起草、签发了党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并转来东北局原社会部负责人给刘少奇的信（信中反映张闻天在1949年夏东北局城工会议上的所谓极左观点，他认为张闻天的报告对私人资本的意见是错误的，令他们“垂头丧气”）。

电报指出：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电报批评东北局说：“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要求“东北局召集会议，要洛甫（张闻天）同志参加并发表意见”。不久，刘少奇赴苏路过沈阳时，与东北局常委谈了资产阶级政策和供销合作社的方针问题，从苏联回来又在干部中谈了这两个问题，批评了张闻天的主张。由于高岗正与刘少奇在苏联访问，便由张明远代李富春起草了给中央的工作报告，检查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方面存在的所谓“偏差”。

高岗回国后，对这个报告很不满意，说李富春左右摇摆。后来叫马洪（时任东北局秘书长） 主持再作调查，又重新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高岗明确支持张闻天的主张，强调东北的私人工商业情况与关内不同，因此东北在执行对私人资本的政策上也应与关内有所不同。

9月4日，高岗主持东北局常委会议。会上，张闻天郑重申明：体现城工会议结果的，应是由他起草、经东北局讨论通过的那份提纲，如果要批判应以这个文件为根据。至于他在城工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也并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的观点，无论什么讲话报告都不能断章取义。会上，高岗和东北局常委一致认为，东北局在执行中央关于私人资本主义方针问题上，没有犯路线错误。

在供销合作社问题上，高岗也非常重视张闻天的意见主张。1948年秋冬，刘少奇在东北局送交中央审阅的经济提纲中批示：供销合作社“决不应当照商人一样去经营自己的业务，决不应当贱买贵卖，单纯地以赢利及分红为目的”。

1948年12月，受高岗委托，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社员分红问题上，张闻天提出“按股分红”的意见：“在分红方法上，在今天农村经济文化条件下，不可能实行按消费能力的分红办法，而以按股分红为便利。但在政治上，则不论股金多少，任何社员都只能有一票权利，以保障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贫雇农和中农手里。”这显然与刘少奇的意见相左。在东北局会议上，李立三等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对张闻天提出的供销社入股与分红问题提出异议，并为此发生了争论。

1949年4月24日，张闻天专就供销社盈利分红问题致信高岗并东北局，系统提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心是不能把为群众服务与盈利分红对立起来。张闻天说：“问题的本质不是盈利分红问题，而是合作社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方针的问题。如果采取新民主主义的方针，采取正当的办法盈利分红，即使盈利分红愈来愈多，也是应当赞成的。合作社为群众服务的方针与盈利分红，不是对立的东西，而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合作社才能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一律反对盈利分红，“是一种片面的绝对观点”。为了解决这一争论，高岗把东北局内部的争论报告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毛泽东致信刘少奇等人，要他们发表意见。

1949年6月8日刘少奇回信毛泽东，表示：不赞成洛甫同志关于合作社盈利分红的意见。如洛甫同志所说的，无疑问，就要使消费合作社走上资本主义的路线。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6月21日至8月14日） 途经东北时，对东北局常委谈到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问题，批评张闻天的意见是“资本主义路线”。高岗回国后，东北局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召开常委会讨论关于供销合作社的目的、方针、入股、盈利分红、是否对非社员做生意等问题，并作出规定，但没有改变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的做法。会后以高岗的名义报告中央，中央批示同意。

1951年8月，高岗在东北合作贸易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9月报给中央。没多久，高岗传达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意见，说在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问题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张闻天的意见。1953年春，赵德尊传达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关于供销社、关于国营商业与合作社的关系等的意见。同时，中财委也提出了关于批发问题的意见。至此，供销合作社的工作才基本走上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