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高岗

在高饶事件的旋涡里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到外交战线工作。1950年1月，毛泽东决定派他为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而且当即对外公布。张闻天从广播中才知道对自己的任命，就赶紧向刘少奇提出可否另换人，但是没有被采纳。与此同时，张闻天也恳请高岗代向中央反映意见，希望继续留在东北工作。高岗很无奈地对张闻天说，中央一定要你去，我也没有办法。2月13日，张闻天前往北京，在沈阳停留半日，向东北局交代工作。高岗对张闻天的调任深感惋惜，傍晚，他亲自到车站为张闻天夫妇送行。

1951年4月，张闻天出任驻苏联大使。在高岗秘密访问苏联期间，张闻天与高岗经常会面，讨论朝鲜停战等问题。张闻天向高岗表示，他非常关心国内情况，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情况，请高岗设法送些这方面的材料。回国后，高岗让东北局秘书长马洪给张闻天带去一批农村、城市经济情况的资料。在出任驻苏联大使期间，张闻天对国内工业化建设提出许多积极建议。

1953年3月26日，张闻天回到北京述职。3月28日、30日，张闻天前去看望刚刚调来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同他谈计划工作。张闻天表示想在计委搞经济工作，高岗当即表示欢迎，并答应向毛泽东反映。随后，张闻天去安徽、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参观考察，历时一个月。5月25日，高岗请张闻天去国家计划委员会，参加听取纺织工业、轻工业部门的汇报。6月14日上午，张闻天去高岗处，对计划问题的报告提出意见。6月18日至26日，张闻天受高岗委托代他起草《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大纲》，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稿未被采用，但稿中的一些思想被采纳。

在6月至7月初，张闻天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但7月初即因病离开会议，到北戴河休养。张闻天后来回忆说：“1953年6月中央召开财经会议，毛主席要我参加，说好捞一点‘资本’回去，所以我参加了。”与张闻天一起回国的何方回忆说：毛主席要张闻天参加6月份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说让他“捞一点‘资本’回去”。这正合乎他想做经济工作的愿望，所以开始表现挺积极，找计委主任高岗和一些经济部门负责人了解情况。高岗还请他帮助起草了一份要在会上作报告的提纲（不过后来没有用）。会议开了不到一半，他就感到味道有点不对。一方面会议根据毛泽东指示在批判薄一波；另一方面高岗在闲谈中又对他说了些“刘少奇在党内有个摊摊”之类的话，好像有点反对刘少奇的意思，但他却不摸底，也不便多问。因为他对错误斗争特别是宗派问题有所顾忌，现在财经会议上这场斗争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怕被卷进去。正好这时他得了感冒，于是就请假去北戴河休养，病一好便回大使馆了。

在1953年的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利用中央对财经工作的批评，把薄一波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其矛头暗指刘少奇、周恩来。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高岗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图谋在财经会议上已经露头了。这次财经会议原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

但毛泽东在会前就决定，财经会议要从讨论年初引起极大争议的“新税制”切入。会议第一阶段的进展还是比较正常的，讨论比较正常，会上没有过激的争论。高岗还提醒参加会议的东北局的同志态度要谨慎谦虚，不要说过头的话。

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全国财经会议进行情况。毛泽东指示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13日，薄一波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和工作的检查。从14日起，与会代表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与帮助”，会议气氛从此紧张起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与会代表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上纲越来越高，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批评在7月中旬达到高峰。薄一波接连两次检讨都没有过关，他拒绝再作检讨。对薄一波的批判，还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以及关于东北富农等问题的讲话，会议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有了“批薄另有后台”等传言，出现了一些复杂局面。

8月6日，陈云和邓小平先后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言。8月7日，高岗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上发言。

高饶事件爆发后，高岗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上的发言成为他反党的主要罪状之一。

1954年1月28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准备参加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当晚前往中南海，见到了刘少奇、朱德和彭德怀。刘少奇代表

中央告知：中央揭露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张闻天听后感到十分震惊和疑惑。第二天，他去老战友、老朋友陈云处了解情况，陈云向张闻天详细地介绍了高岗问题。1月30日，张闻天不顾嫌疑，去高岗处谈话。高岗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不承认自己存在分裂党、搞阴谋的问题。张闻天在日记中写道：“关于他的错误，我谈了一些，关于个人（指高岗） 在活动中的想法，有何个人打算，此点他似乎难以说出。”1月31日，张闻天见到杨尚昆，谈了高岗问题。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缺席此次会议，但他在会前明确交代：这次会议在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会上，高岗作了检讨。参加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人员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对高岗作了揭发和批判。会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严重问题。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从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开了7次，有43人发言。

2月17日，高岗自杀未遂。

2月19日，张闻天在中央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发言，谈了与高岗在东北共事以来所感觉到的问题，指出：“高岗的错误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本来就有个人主义，到北京后更发展了。开始是对刘少奇同志怀疑、害怕、不满。以后是攻击，胃口逐步扩大，最后发展到争权夺位，宗派活动的危险道路上去。”并检讨自己过去“对高估计过高，缺点认识不足”，声明并未向别人“广播”高岗对他讲的东西，还曾对高岗说过，中央内部的事情应向主席反映。“我上次离京前，也曾向主席建议，中央内部既有些意见，最好专门召开会议谈谈。主席说：要等待时机。”

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高岗被开除党籍。张闻天在起草在党代会上的发言稿期间，曾打电话给陈云，问及对东北局工作时同高岗关系的看法。陈云表示，那时的高岗是那时的高岗，不能因为高岗现在出了问题连那时的工作关系都不对了。东北局初期的方针争论中同高岗站在一起也是正确的。张闻天同意陈云的意见，但认为自己在同高岗的关系中，特别是回北京后，警惕性还是不高，对高岗的一些背后议论没及时反映，仍然值得检讨。3月31日，张闻天在大会上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陈云、刘少奇、邓小平的报告和发言。张闻天讲了同高岗在工作中的来往情况，并就自己在同他来往接触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批判。张闻天因为支持彭德怀的正确意见，也受到批判，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中说：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同志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

此后，张闻天离开外交部门，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受尽迫害。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在无锡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