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文波
张闻天从陕北“肃反”的刀下解救出高岗
1935年，在刘志丹、高岗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陕北红军多次挫败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然而就在此时，“肃反”的狂飙悄然而至。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西北代表团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曾经担任鄂豫皖保卫局审讯科长），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等在刚抵达陕北不久，就指责陕北党和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高岗等人有“严重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央代表团”负责人找高岗谈话，说是准备清理西北苏区的“ 右倾取消主义”，被高岗一口回绝：“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这使得“中央代表团”负责人极为恼怒，戴季英等人声称，红二十五军赶来陕北，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这里搞“肃反”。
1935年10月初，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指使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等，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以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为对象发动“肃反”，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高岗在劳山战役结束后不久即被诱捕。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地方区以上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严刑拷打。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
在刘志丹、高岗等危在旦夕之际，中央红军进抵陕北。1935年9月16日，中央红军攻占了川甘边界的重要关隘腊子口并于18日到达哈达铺。红军意外地在当地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地区的报纸，张闻天（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与毛泽东、博古等一起阅读了这些报纸，知道陕北已经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相当范围的苏区存在，决定把陕北作为前进的方向。
10月19日，中央红军进抵陕西省保安县吴起镇（今属吴起县）。在这里，张闻天、毛泽东听取了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二路政委龚逢春关于西北红军和苏区的情况汇报，同时龚还反映了陕北“肃反”问题，并认定刘志丹等人不是反革命，不应该逮捕他们。22日，张闻天等派贾拓夫等携带无线电台，率一支红军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31日，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在陕北甘泉县下寺湾遇见贾拓夫。程子华、郭洪涛向贾拓夫汇报了陕北“肃反”情况，贾拓夫当即电告张闻天、毛泽东等。张闻天等接电后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11月2日，中共中央机关抵达甘泉县下寺湾。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了程子华、聂洪钧、郭洪涛。在听了程子华、郭洪涛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汇报后，张闻天当即和毛泽东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等同志。11月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郭洪涛等汇报陕北苏区现状及错误“肃反”等情况。会后不久（约11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离开下寺湾到前线指挥军事斗争，陕北“肃反”问题主要由张闻天负责解决。张闻天决定派王首道（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 等带无线电台先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制止错误“肃反”，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
郭洪涛后来回忆说：“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中央党务委员会），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指董必武，负总责）、张云逸、罗迈（李维汉） 和我参加。
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11月4日，朱理治赶到下寺湾。他向张闻天等汇报工作，承认“这次‘肃反’有错误。刘志丹和高岗不是反革命”。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在博古的领导下，中央党务委员会于当日下午首批释放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18人。18日，毛泽东会同周恩来、彭德怀专门致电张闻天、博古，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严厉批判了“肃反”过程中的粗暴及其带来的恶果。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为刘志丹、高岗等人平反。
高岗等被解救的人一致认为，是中共中央把他们从“肃反”的刀下解救了出来，对此他们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共同提出东北工作方针，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刘志丹牺牲之后，鉴于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地位，他自然在党内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并受到毛泽东的器重，高岗在党内的地位迅速提升。1941年5月，高岗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当时，中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西北局。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可见一斑。张闻天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实际上从最高领导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将党内的领导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自己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马列学院院长。延安整风后，张闻天受到批判，离开领导核心。在1945年举行的中共七大上，高岗、张闻天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高岗、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1945年9月19日，中央决定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高岗赴东北。
10月下旬，高岗和张闻天一起乘坐美国调停小组的飞机从延安飞往东北。11月22日（一说20日），高岗、张闻天等人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后，立即到东北局向彭真报到。当晚，东北局就召开会议，研究东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东北局主要领导主张，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西侧的广大地区，面向长春路，在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高岗则认为，苏联要履行它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会把沈阳等大城市交给国民党。现在国民党军队已占了山海关，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我们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我们的方针应当避开大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张闻天完全支持这个意见。东北局主要领导认为不能放弃大城市，认为苏联红军理应支持我党我军。会上大家争得面红耳赤。高岗对张闻天说，咱们到哈尔滨找陈云同志去。
11月24日，高岗、张闻天、刘英、李富春等二三十人，组成了去北满的干部团，乘火车离开沈阳去哈尔滨。他们乘坐的火车是闷罐子，既无暖气，也没座位，但大家情绪很高，一路上有说有笑。当时铁路由苏军管制，晚上车到长春竟不让走了。高岗自告奋勇，要何方（后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长期做张闻天的助手） 陪他进站交涉。管理长春火车站的是个苏军大尉，他一眼就看上了高岗所带的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大概是没有见过，非常喜欢，要求送他“留作纪念”，但高岗执意不肯，于是又回到车厢。当大家了解这一情况后，都力劝高岗割爱。
张闻天说：“老高，一个手电筒值几个钱，送给他吧。让他放我们走。”高岗表示，他不是舍不得手电筒，而是不愿对苏军这种违反纪律的事作出让步。在大家的一再坚持下，他还是拿出手电筒让何方送去。苏军大尉得到礼物后，二话没说，就指派一辆机车只拉着这节车皮直奔哈尔滨，一站未停就到达目的地。
26日，高岗一行冒着漫天大雪，来到了北满分局撤走后留在哈尔滨南岗区的一幢小楼，这里也是北满分局撤离后的秘密联络机关。但到达这里时并没有马上见到陈云，因为在他们到哈尔滨之前的22日，以陈云为首的北满分局已经按照苏军的要求，与松江省委和松江军区机关一道撤往哈尔滨以东的宾县。听说高岗一行到了哈尔滨，陈云立刻于28日由宾县赶到哈尔滨，与高岗、张闻天等会面。陈云（时任东北中央局委员、中共北满分局书记） 听了两人的陈述，感到问题重大。他同意高岗、张闻天的观点，三人讨论后决定就这一根本战略方针问题给中央发电报。张闻天当即根据三人讨论意见拟稿，陈云、高岗又同他一起反复推敲、修改，忙了将近一夜，写成《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由陈、高、张联名，于29日、30日用电报分两次发给东北局并中共中央。
电报中分析了当前形势和苏联对东北的政策，指出：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当前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和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和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巩固根据地。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对于北满工作的中心，提出“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根据地的建立”，并提出在北满建立若干根据地的具体设想。
12月9日，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陈、高、张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2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采纳陈云、高岗、张闻天等提出的东北工作方针，指明东北斗争的艰苦性，确定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逐步积累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对东北局领导进行调整，林彪为书记，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并组成常委会，高岗兼任秘书长，处理东北局的日常工作。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1949年1月改称第四野战军），并成立了东北军区，林彪任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1949年2月，高岗出任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3月正式任命）。
在此期间，张闻天先后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1948年）、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高岗与张闻天在工作中互相支持，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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