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始终装着群众的彭德怀

“你们就是叫我脱离群众！你们说，是不是把群众赶跑了？”

彭德怀原本没有逛名山大川的习惯，因为他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国家和群众的事情上。休闲游览只有一次例外。那是1956 年夏的一天上午，他经不住警卫员景希珍的撺掇，才同意去游人如织的北海公园转一转。于是，景希珍立即按规定把首长下午要去北海公园的事报告了警卫部门。傍晚，当汽车驶到离公园还有一条街的地方时，穿着便衣的彭德怀就让车停下，然后他和警卫员步行朝公园走去。到门口一看，只见一块大牌子上写着“休息”两个字，几个干部和公安人员早已等在那儿，把彭德怀迎了进去。彭德怀刚走了几步就停下来，质问景希珍：“你搞的什么鬼？”

景希珍这才隐隐约约有了察觉，因为偌大的公园里看不到几个人，而这正是自己给警卫部门的那个报告引起的后果？但他还想辩解：“牌子上写的不是休息吗？”彭德怀反驳说：“休息，休息为什么叫我们进来？”

彭德怀不仅冲着警卫员，也冲着跟在身后的公安人员说：“你们就是叫我脱离群众！你们说，是不是把群众赶跑了？”当几个公安人员说明他们是奉了上级指示才闭园接待首长的情况时，彭德怀怒气更甚：“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这么大一个公园，我们来了，别人就不能来？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决不能有！”他愤而转身走出公园。在路上，他还狠狠地瞪了景希珍一眼：“我以后再不逛公园了，免得老百姓背后骂我的娘！”

“不搬了。这里房子多，应当给家口多的同志住。”

1953 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国内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但在一部分干部中，也出现了铺张浪费、追求名利和贪图享受的不良倾向。对此，彭德怀很有看法，并首先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敲起了警钟，提请全党“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永福堂是个小四合院，又窄又旧，前面归另一家居住，东、西两厢除了正上中学而和彭德怀一块儿住的侄女住一小间外，其他的都是公用。所以他的住处拥挤不堪，他的一间屋子是办公、会客两用；饭厅中间摆了一张桌子，围坐着吃饭时，四周就不能走动了。其他侄儿侄女们来了后没地方住，只好搭地铺睡。那时北京住房还不像现在这样紧，管房子的部门看到彭德怀的情况，就在什刹海附近另找了一个大院子的住处，房子两层楼，比较宽敞。秘书说：“这院子适合办公，离浦安修同志上班的北师大也近些。”彭德怀看了院子却不说话了。侄女问他：“搬不搬？”彭德怀反问了一句：“你想搬呀？”侄女回答：“当然啦，永福堂那个地方多挤呀。特别是我房后那个卫生间，大家共用，我是女孩子，多不方便。”

彭德怀听后，毫不犹豫地说：“不搬了。这里房子多，应当给家口多的同志住。咱们家没有多少人，不用住这么宽。再说，住在中南海里面，门口有个站岗的就够了。搬到这里，又要搞个警卫班，那不是增加国家负担吗？”当时，彭德怀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可谓名高位重。可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牟取过任何私利，从来不允许家属利用他的名位与职权搞丝毫特殊化，他的心里始终装着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到公私分明。

彭德怀的侄女上学后一直享受供给制待遇，1954 年，国家和军队干部实行薪金制，干部子女上学改由家庭负担。由于她是烈士的女儿，学校按规定继续供给，并为此写了信让她带回家。侄女十分高兴，一回家就把信交给伯伯彭德怀说：“今后还是国家供我上学。”谁知彭德怀一听就说：“不，你上学我应该管。”说着拿起铅笔就在信头写道：“不要国家供给，由我负担。”

随即，彭德怀叫侄女把签署了他的意见的信交给学校。从此，他用自己的薪金供侄女上学，一直到她上大学。

“丢了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1958 年和1961 年，彭德怀曾两次回到湖南，在湘潭、平江等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全心全意关心群众疾苦、情系民情的一言一行，给当地农民及党员干部留下深深的印象。

1958 年12 月，彭德怀第一次回到湖南湘潭家乡调查。在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先后到乌石、韶山、平江等地深入调研。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 年的产量；而把1958 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 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忆及此事还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在全省一处接一处马不停蹄地调研期间，他白天走访，晚上座谈，亲眼看到了农村的现状，取得了第一手材料。他深感小高炉炼铁代价太大，不是发展方向。在敬老院里看到老人吃瓜菜，冬天睡篾席，盖破被，他忍不住说：“这是什么幸福院，有名无实！”那里的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住校，但学生的口粮不够吃。他对陪同的省委负责人说：“学生的口粮少，生活差，还是放到家里由父母照顾好一些，不然，这样下去，会把小孩子的身体都弄坏的。”

回京后，他如实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了问题。在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先后7 次在小组会上发言，反映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于7 月14 日给毛泽东写去一封信，在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针对中国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深思究因后在1961 年1 月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此后，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且还积极推动和领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使1961 年真正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6 月15 日，中共中央下发“农业六十条”，纠正一些过“左”政策，进一步解决平调问题和公社规模偏大等问题，取消公共食堂。被罢职后的彭德怀得悉后十分高兴，认为这对转变干部作风、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贯彻落实党的“八字方针”都有重要意义。他坐不住了，想到农村做些调研，他说：“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做事，为人民说话。”他马上提笔向毛泽东写信请求批示。

随即，经毛泽东批准，1961 年严冬，63 岁的彭德怀又一次回到湖南湘潭老家进行农村调查。12 月13 日黄昏，风雪交加，寒气袭人。彭德怀在湘潭锰矿招待所走廊中神情凝重地四处瞭望着、沉思着。随后他把当地派给当向导的《湘潭日报》记者戴鼎叫来，仔细询问了解起基层情况来。

其中，谈及当时有失偏颇的一些做法和效果时，彭德怀满含忧虑、极有针对性地剖析说：“群众最通情达理，我们解放才10 来年，吃饭、穿衣、办事都要首先想到农民，丢了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瞎指挥、盲目冒进，建不成大业。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纠正得及时，损失会更大。”12 月14 日，彭德怀去鹤岭大队调查。听取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桂华和大队秘书、民兵营长等汇报以后，请他们把全大队从1956 年至1959 年4 年间的变化情况，包括人口、粮食生产、农林牧副渔业收入、群众生活和疾病等情况逐年加以对比，从中找出发展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让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周桂华谈到“五风”问题时说：“我们全大队有367 户人家，生活困难，没有饭吃，有水肿病的占全大队总户数的30％。大炼钢铁时，全大队拆屋2000 多间，占总数的37.7％，我家5 栋屋全部被拆掉。”彭德怀诙谐地说：“那是你共产党员带的头嘛！”大家都笑了。随后，彭德怀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经常讲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一定要牢记啊。”

彭德怀一路匆匆，深入农户问寒问暖，看完这户又走那家，认真调查民情。低调朴素、平易近人的彭德怀对未能认出彭元帅而连连道歉的老乡和蔼地说：“彭元帅进了乡，不也是和大家一样吗？普通一人嘛！”

彭德怀这次回乡调研历时50 多天。他每天冒着酷寒往返跋涉十五六公里山路，深入乡村、农家走访，调查座谈、接待乡村干部及农民2000 多人，白天接待来访群众，外出调查研究，并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坐在油灯前，亲手写了4份农村调查材料。除了分发省、地、县委以及有关区委或公社外，并将一整套材料交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这些材料为党和国家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彭德怀根据此次回乡的调查情况，对湘潭的工作特别是对农民群众的生活、生产作了具体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