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与百色起义

当时广东的情况与湖南、湖北一样，在盲动主义的影响下，认为革命高潮仍在继续不断高涨，组织党的力量向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各地党的组织遭到严重损失。这时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驻香港。

1928 年11 月6 日至24 日，在贺昌的指导下，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全省党员代表扩大会议。贺昌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和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会议通过了各种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领导成员。不久中共中央对各省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1929 年3 月，省委书记黄钊被调离，中央政治局会议曾讨论决定贺昌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后考虑共产国际当时有个不成文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机关的第一把手，应由工人出身的同志担任。贺昌即改任为中共中央巡视员兼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党报委员会书记，同时贺昌还担任着中华全国总工会南方办事处宣传部长等领导职务。由于贺昌的工作能力与资历都比一般人高，特别是他以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广东的，所以广东省委的领导工作，实际一直为贺昌主持。

当时中共广东省委起着南方局的重要作用，它管辖着广东、广西、南洋各地的党组织，与赣、湘、闽等边界县的党组织都有联系。贺昌到香港后，对广西的工作极为重视。还在1928年11 月8 日，他给中央写信汇报广东省委的工作时就提到：“广西党的指导机关，必须根本改造，中央应准备派人到广西工作，否则等于不要广西，省委最近可派人去。”

1929 年1 月，贺昌以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在香港召开广西党的工作会议，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共广西临时省委改为中共广西省委。广西临时省委于上年4 月由特委改建，这时临时省委正遭到严重破坏，有的委员牺牲，有的叛变失踪，临委书记黄强亚不知去向。在这种情况下，贺昌选派了香港东区区委书记、产业工人文沛担任书记，成员有朱锡昂、雷经天、聂根、胡福田等。会后，贺昌立即指派他们到广西，要他们很快开展工作。3 月，中共中央来信指示，认为广西没有成立省委的必要，让贺昌将广西省委改为特委，受广东省委领导。自此，贺昌不断选调人员派往广西，加强党在广西的工作。龚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29 年5 月被贺昌从香港派往广西的。与他一起同行的还有《香港日报》的梁、吴两位同志，在途中二人不幸被敌人抓去，押到广州后壮烈牺牲。1929 年6 月25 日至30 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罗登贤、周秀珠、向忠发、关向应、项英、贺昌等。会议全面检查总结了六大以来党的工作，提出了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建立红军，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

会上，贺昌汇报了广东省的工作，特别强调了广西的问题。这时在新军阀混战中，广西国民党左派掌了权，他们主动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工作。这是个极好机会，贺昌向中央汇报请示，要派人加强党对广西的领导。会后贺昌回到香港，立即与广东省委商定，派何誓达到南宁，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中央对贺昌的意见十分重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邓小平去广西工作。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1929 年7 月到8 月间，正是南方盛夏酷暑之际，父亲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坐上南下的船，经过香港，赶往广西。”“父亲乘船到香港后，立即与党的南方局取得联系。当时党中央的南方局设立在香港，负责广西、广东两省的工作。因为香港和上海一样，是租借地，便于我党开展工作。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贺昌和夫人黄慕兰、聂荣臻与夫人张瑞华两对夫妇住在香港跑马地的凤凰台附近。父亲一到香港，便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据黄慕兰回忆：那时我们夫妇和荣臻、瑞华住在一起，小平同志到香港后住在旅馆，他到我们住的地方来过一次，主要是贺昌同志和聂荣臻同志谈广西的工作。他还在我们那里吃了晚饭，菜是我和瑞华烧的。后来贺昌曾去了广西，参加了广西省委的会议，还和你爸两人都讲了话。”

贺昌担任南方局书记是误传，但他的实际工作起着南方局书记的重要作用，包括他和邓小平共同策划和领导的百色起义。邓小平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广西的，他化名邓斌，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职务作掩护开展工作。在这之前，他是中共中央机关的秘书，有机会列席中央的各种会议和看到各地送来的工作报告。因此，他和贺昌两人的关系是比较了解和熟悉的。贺昌在上海时，邓小平曾在贺昌的住处搭过铺，在贺家住宿。

广西特委属广东省委领导，广西工作的重担，自然落在了贺昌的肩上。在贺昌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党组织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陆续派了40 多名军政干部深入广西省政府各部门和军队中去工作。他们或由人介绍，或改换姓名，都未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这些军政干部中有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龚楚，后叛变）、叶季壮、袁任远、李谦、李朴、何世昌、宛旦平、冯达飞、魏伯冈、沈静斋、许卓、袁振武、史遽然、余惠、李干辉等。

在我党统战策略的影响下，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清党”中被国民党政府在广西监禁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并吸收他们到政府和军队中工作；俞、李还同意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