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老领导傅雨田同志 ：山高水长 竹莲璧合

真抓实干，鞠躬尽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党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工作就要像个样子，说与做不能两张皮。”傅雨田同志所说的工作的“样子”正体现在他自身工作的特点当中：使命至上，责任第一，不尚空谈，真抓实干。他既高度注重原则性，又非常注重灵活性；既令行禁止，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动机与效果相统一，出发点与落脚点相协调；不怕苦、不怕累、不畏难、不避险，几十年一以贯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9年秋,年仅14岁、尚在沈阳读中学的傅雨田同志,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毅然踏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10月傅雨田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随即被分配到绥东抗日前线。不久转到太原，任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任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太原市委组织部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大队（营）教导员、总队（团）政委、纵队（旅）政治部主任、三纵队（旅）政委。七七事变后，他遵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多次率部与日军及反动敌顽殊死搏斗，先后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手、腿等多处，小腿骨里终生留有敌人的弹片。1941年春，他作为党的七大代表赴延安，1943年任中央党校二部秘书科长、组教科长，先后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5年5月，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党的七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雨田同志随大批干部赴东北，先后任中共辽宁省新民县委书记，新民中心县委书记，辽西一、五地委书记，省委后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48年，先后任辽吉省第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辽北省委秘书长。剿匪时，他亲抵匪穴与匪首谈判。面对土匪们的枪口，他毫不退让和妥协。由于环境恶劣、紧张艰苦，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依然日夜操劳，直至倒地不起才转移到一座寺庵边治疗边工作。在东北解放的伟大进程中，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废除地主封建剥削，组织后方支前，为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后，傅雨田同志先后任辽西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其间，他还主持辽西省委党校工作，担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兼任省总工会主席。1952年7月至1955年12月，他任东北局直属长春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他按照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要求，以满腔的热情、过人的胆识和智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领导和指挥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1956年1月至1958年9月，他调任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副局长、城市建设部部长助理，成为我党较早熟悉城市工作和现代工业建设的领导干部之一。

1958年10月，傅雨田同志调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并先后兼任自治区建委主任、科委主任和文教办主任。他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他经常深入厂矿、林区生产班组和学校调查研究，写过很多有价值的专题报告。例如，关于西津水电站、柳州钢铁厂、柳州火电厂、柳州拖拉机厂、南宁冶金矿山机械厂等基础工业项目不能停建、缓建的报告，关于规划桂林城建合理布局防止环境污染的调查报告，等等。在西津水电站等工业重点项目的勘察设计和建设、城市规划布局、科技和文教事业的发展等方面，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在自治区科技协会的一次会上说：“科委八千岁，科协一万岁！”与会者兴奋地称赞道：“真是风趣幽默，精辟深刻！”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下乡累计达3年之多，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壮乡武鸣华侨农场水田插秧时，多条蚂蝗趴在他腿上吸血，扯不下来，他却毫不在乎。傅雨田同志为广西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受到当地群众干部的怀念。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刚一闭幕，傅雨田同志即调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2月恢复建立省人民政府时，他又当选常务副省长。他痛惜我国因“文化大革命”而失去10年发展机会，怀着追回已逝岁月的心情，夜以继日地工作。尽管每周“预安排”的工作表都是满满的，但他看过后总要密密麻麻地加上许多。白天忙得够累了，晚上还要安排人谈工作，每天都要谈到过半夜。他为江西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全省工交战线工作，认真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结构调整、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加强工交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的意见，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对于当时煤电运紧张和消费品短缺等薄弱环节以及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他抓住不放，亲自协调。他多次深入德兴铜基地、贵溪冶炼厂、永平铜矿、江西钢厂、新余钢铁厂、江西第二化肥厂、九江炼油厂、南昌发电厂、江西化纤厂、江西棉纺厂、九江棉纺厂等企业，萍乡、安源、英岗岭和丰城等煤矿，西华山、大吉山和盘古山等钨矿，景德镇各瓷厂，调查研究，解决难点问题。他甚至不顾年迈，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检查指导工作。在江西一些军工企业军转民的过程中，他果断决策，争取中央和各方面的支持，为一大批骨干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9月后，他还担任了省人事安排小组组长和省整党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职务，为江西大力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1983年机构改革中，他认真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向省委推荐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他担任江西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组长，负责筹备省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不遗余力地支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

1985年，傅雨田同志受命出任《当代中国的江西》的主编和编审小组组长。该书全书88万字，是国史丛书、国家重大出版工程。1991年6月，他又受命出任《当代江西简史》的主编。该书是国家下达的又一重大国史研究项目。他不顾年事已高，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字斟句酌，精益求精，为共和国史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傅雨田同志在江西虽未分管新闻出版战线的工作，但他仍非常重视、关心和支持新闻出版事业。他经常与江西日报社、江西广播电视厅的主要领导同志谈论工作。在基层和厂矿企业考察调研时，偶有记者随行。他很感谢也很赞赏记者付出的辛劳。1979至1980年江西日报社工交组（处）长熊性勤同志几次随行调研。有一天，他因夜里写稿子，中午又奔波赶路，有些疲困，傅雨田同志便风趣地对人们说：“你们看哎——‘熊’，很壮很棒，本来很‘懒’，可偏偏‘性勤’！”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疲困也驱散了。傅雨田同志对江西印刷行业的技术改造给予了特殊的关照，多次下到印刷厂调研。他见竹叶青酒的包装印刷很好，便将自家那瓶酒送给省经委的一位处长，请他同印刷厂的同志研究改进江西的包装印刷。他是书店的常客。读到好的图书，常向人推荐，甚至买来送人；报刊上读到好文章，也常向人推荐，有时还剪下送人。1991年11月23日是江西人民出版社成立40周年纪念日，他题写了“繁荣出版事业——庆祝江西人民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1994年，省委宣传部组织编著出版《中国母亲》一书，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献礼。该书拟请薄一波同志题词，但又怕薄老不肯题写。为此，由我向傅老求助，他二话没说，当即亲笔给薄老写了信。该书最终得到了薄老的题词。该书出版后，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好书奖。21世纪出版社出版《画说〈资本论〉》时，傅老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但当出版社再三请他做该套书顾问时，他却说：“我给你们出点力可以，这个名无论如何我是不要的。”

在长期的工作中，傅雨田同志一贯废寝忘食，有时即使感冒高烧到40度也不休息。由于工作过于劳累，1995年3月，他甚至在工作中突发脑溢血。

时刻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百姓

傅雨田同志经常说：“我们做工作，说到底是为群众办事，为老百姓谋幸福。所以，一定要时刻想着群众，尤其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

傅雨田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在上下班路上或出差途中，遇有路边急病或受伤的群众，他一定会同工作人员先送人到医院然后再赶路。他多次用自己的工资资助生病住院的群众和灾民。1979年春，他曾几次在晚饭后一个人到南昌下正街电厂宿舍走访，了解职工的生产生活情况，职工们事后知道这是新来的省委书记时，既感到新鲜、高兴，又感到没与他多说些话而遗憾。1981年11月全国钨业科技工作会议在大余西华山钨矿召开时，一位女职工要去福建与一军人结婚因买不到车票而心急如焚，傅雨田同志便用自己坐去开会的小车从大余送她到南昌转车去福建。他还设法采取多种方式与社会群众广泛接触、交朋友，以便体察民情。他与社会上一普通小伙子多年保持通信联系。正因为他时刻注意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和真挚情感，所以他在工作中始终能够很好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作用。而对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恰恰是他们政治上是否过硬的一个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