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藏
老领导傅雨田同志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中共江西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组长等重要领导职务。
从“文化大革命”前我任傅老的秘书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再度任他的秘书）,直到2003年1月2日他病逝止，我和他有着长达37年的经常接触。傅老是我最敬重的老首长和良师，我时常为他那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理想、品德与风范所感动和激励！
傅老逝世虽已逾10周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他的言传身教让我终生受益。在傅老逝世11周年之际，将跟随傅老30多年耳闻目睹、耳濡目染的事例、感受回忆、整理出来，既可寄托无尽的哀思，更可弘扬傅老崇高的人格风范，启人思考，给人教益。
无限忠诚于共产主义、党、祖国和人民
傅雨田同志在74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牢记共产主义信念、理想、使命和责任，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止。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康生一伙借机陷害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通过搞假证、诬陷等恶劣手段，欺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把薄一波等同志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狱说成是“自首叛变”，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当时，这61人中幸存的有41人，已有19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壮烈捐躯，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在这41名幸存者中，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有22人。傅雨田同志即是遭此诬陷者之一。
对傅雨田同志的革命经历，我在整理其简历和翻阅有关史料时早有了解；后来通过学习中央平反该案的文件和阅读薄一波等同志的文章及有关资料，对该诬陷案的真相就更清楚了：1931年9月，傅雨田同志在北平任互济会交通员和共青团北平市委儿童局干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6月，因叛徒告密，傅雨田同志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入狱。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残酷审讯中，任凭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始终严守机密，坚贞不屈。敌人便给他带上加重的双镣，致使他的腿骨变形。1933年9月，他被敌人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在中共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与难友们一起同敌人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他积极参加反“反省”和绝食斗争，机智勇敢地传递党的情报，抄写并传递杨献珍等同志在狱中翻译的马列原著；积极参加“狱中党校”，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党的文件。经过狱中斗争的严格锻炼和考验，他于1934年1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6年10月，他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2002年秋，90余岁高龄的薄一波同志（曾在国民党草岚子监狱中任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在给重病的傅雨田同志的信中，特别称赞他当年在狱中“年龄虽然很小，但表现很好，很机智勇敢，很坚定忠诚”。
“文化大革命”中，傅雨田同志虽遭诬陷、迫害被“监护”长达10年之久，但他始终相信党和人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他才得以恢复工作,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79年3月初，我陪傅老回广西办理“迁家”和平反后的有关事宜。当时，他要将补发的“文化大革命”10年扣发的2万余元工资的一半交党费。因为同时要用这笔钱购置生活必需品（“文化大革命”时他家已被抄光），我不得不劝说他改用6000元交党费。而这6000元，是当年傅老每月5元党费按10年计共600元的10倍。按物价折算，至少相当于现在的6万元。当然，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胸怀、境界和思想感情问题。当时“十年动乱”刚结束,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愤，甚至引发某些对共产党的意见以及所谓“信仰危机”。傅老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人们无不为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所感动!
1966年3月，傅雨田同志在广西武鸣华侨农场任“四清”工作总团团长时，他见丢弃在垃圾堆里的报纸上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头像，便将报纸拣起，弄干净、放好。1979年春、夏，敌特几次投寄反动宣传品和“策反信”，他都原封不动地让我报送给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机关。病重期间，他不时哼唱《国际歌》《国歌》《东方红》等歌曲，以表达自己的心声。即使在病危弥留之际，他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党风廉政建设，关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傅雨田同志就是这样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证明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人，总应有某种信念或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否则就立不起、站不住。而“信”，必正，必诚：“正避误”，“诚则灵”。而检验“诚”之关键则是“危”与“终”：“危难识英雄”，“终点见高低”。可以说，傅雨田同志的一生，是对“信”与“诚”的最好诠释。这也使我更加理解,傅老为何不止一次地称赞并要我认真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把一切献给党》这两本书，并把保尔关于“人的一生应怎样度过”那段名言当做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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