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藏
清正廉明，艰苦朴素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傅雨田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勤恳朴实，许多干部职工和群众评价他是“清正廉明、勤俭朴素的楷模”。
2000年4月13日中午，我与傅老的小儿子小垣及傅老最后一任秘书钟宏样，由辽宁省委、新民市委有关部门同志陪同，在傅老家乡老合牛录（村）开采访会。比傅老小11岁的傅玉生说：“上个世纪60年代，雨田在广西工作时，我写信给他，请他帮我在广西找个工作。他就给我们村党支部写信，给我做思想工作，说：‘在哪里都是革命工作，还是在家乡做吧。”比傅老小7岁的王英杰说：“1948年2月土改时，我任村会计，雨田当年在县城师范（中学）读书时的一个姓刘的老师，托我找雨田，帮他办一个不该办的事，被雨田拒绝了；雨田的姐夫听说后，也不好意思再找雨田了。1945年土改前，雨田从延安到东北工作不久，他特意回家来一趟，让他父亲把耕地分给少地的农民。但他父亲不同意，说：‘你在外干那么多年，没给我置地，还让我分地出去，不行！’但他父亲还是杀了两头猪，让全村人到他家吃了一顿。”
1966年7月的一天中午，我随傅雨田同志在广西武鸣县查看农田后在村边大榕树下乘凉时，他忽然指着榕树垂到地面的大气根对我说：“你看，这只手不是伸得太长了吗？”说罢风趣地笑了。我也会意地笑了。我知道，他这样说，是把榕树的气根与人的手臂形象类比，是与刚才关于党的干部要廉洁，不要“懒、馋、沾、贪、变”的话题有关，和当时传诵的陈毅同志的名诗《手莫伸》也有联系。1979年江西产有庐山牌手表，因市场紧俏，有关部门给他送来几张优购票，他在听取我的汇报后说：“我不要，你们也别要；写封感谢信，把这些票原封送回去。”那年到景德鎮开全省民主选举厂长试点会，会上给每人发了一张优购瓷器的票，也给他和他身边工作人员各发了一张。他得知后严厉地批评说：“这不都成了采购员了？为什么不可以在别的时候别的地方不用票买？”1979年8月，他到一个煤矿检查工作。午餐时，他一看摆了白酒便生气地说：“不是说了吗？不上酒，四菜一汤，还要付款，怎么又上了酒呢？”把有关领导批评一顿，撤了酒才进餐。
傅雨田同志对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从不为他们谋取特殊照顾和待遇。他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来南昌探亲，想到景德镇看看，顺便买点瓷器餐具，有人为她写了封介绍信，他知道后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气愤地把介绍信撕碎，扔到地上还用脚搓。他到基层调研或检查工作总是轻车简从，一般不多带随行人员，更极少带记者。他平时的衣食住行也十分俭朴，安步当车，粗茶淡饭。江西美术出版社开展《小猕猴》夏令营活动时，社长来请他去讲话，因当时他衣着俭朴正在宿舍门口打扫马路，来人竟把他当成了环卫工人。
为响应党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进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号召，傅雨田同志多次向党中央写信，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非常关心和爱护同志
傅雨田同志富于革命情义，非常关心、爱护同志。而且这种关爱是普遍的、一贯的、多方面的，真可谓关怀备至。
傅雨田同志经常手把手地教年轻同志如何做好工作，真心实意地帮助同志解决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立即千方百计了解“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尤其因他而受株连的同志的下落。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整过他而深表愧疚的人，他也尽力帮助他们解除思想包袱。他非常注意鼓励和指点同志包括身边工作人员结合工作、学习和调研等进行写作。
对我个人来说，无论是在他身边工作还是离开他的身边，无论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培养，在学习、工作、生活、家庭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他的教育、培养、指导和熏陶，这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雨田同志被“监护”不久，我也被关进了“牛棚”。在被“批斗”或“逼供”时，他的事实求是、从容镇定和一身正气，始终启发和支撑着我：我决不投歪风邪气之所需所好，而胡编乱造；哪怕是死，也不能出卖灵魂！我从“牛棚”“解放”下放后，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我都从他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很快就打听到我的下落，先后写信、打电话，并通过组织重新调我任他的秘书，终于解除了我背负多年的所谓“黑锅”。1979年3月，当得知我受他连累被“抄家”后，他便从他补发工资中补偿我300元（按物价折算至少相当于现在的3000元）。对此，我非常感谢地说：“您们现在经济这么困难，我再怎么也不能要你们的钱哪！”傅老及其夫人邵方同志则说：“这是补发的钱——是人民的钱、党的钱！也不多，也算解决点你的困难吧！”他们见我执意不要，索性到银行用我爱人的名字存了一个折子，这样我就不便再退了。当时我在自己的日记和《诗记》里写了这样几句《感慨》：“武鸣文喑株连多，可奈何？莫奈何！高山流水有知音，义重重，情深深!”1993年6月，我把即将出版的诗集《春花秋月》清样呈送傅老指教，他很高兴，没几天就看完了，还亲笔署名题词：“情浓意新。”为了纪念这一珍贵的鼓励，我特意把他的题词印在了该诗集的扉页上。
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与研究
傅雨田同志始终注重学习、思考、研究，深悟它的目的、意义和要求。他从不虚度光阴，从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善于利用各种学习方法，学习各种有益的知识和技能。当然，他更注重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著作。他向一切值得学习的人学习，在学习中注重思考，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读书与写作相结合、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
1980年，傅雨田同志倡议并经江西省委同意，由他领导创办了“江西省经济学走读大学”，学制两年，主要学习《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这所走读大学为江西培育了一大批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人才。他还亲自领导创办了供领导决策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动态》和指导江西经济工作的理论刊物《赣江经济》。
傅雨田同志十分关心支持江西省经济研究所的组建和研究工作，并亲自担任江西省经济学会会长。他多次主持学术研讨，主持了多年的双月（开始为双周）经济理论讨论会，结合全省乃至全国实际，研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制度同商品经济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引进外资》《实行多种所有制与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外经与振兴江西经济》《提高企业素质、增强企业活力》等几十个重大课题，组织撰写并发表论文100多篇，先后出版了《江西省经济学会首届年会论文选》《江西毗邻地区流通理论论文选》《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浅论经济效益几个问题》《增强企业活力》《生产力规律研究》《江西奔小康韬略集锦》等7部著作。他还以“要研究好江西的基本省情，制定好江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路，指导编纂出版了173万字的《江西省情汇要》。
多年来，傅雨田同志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学习、研究与探讨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1989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商品经济的理论思考，撰写成《学习札记》，由江西省委内部刊物发表并转发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他在重病住院的7年多时间里，忍受着脑溢血、股骨头坏死、右半身瘫痪和严重褥疮等病痛的折磨，坚持学习、思考与研究，种种情形，感人至深。
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傅雨田同志始终遵循着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精神，一贯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勇于创新。他在学习和工作中，一是一，二是二，原原本本，实实在在，作报告、写文章，用自己学习并消化了的语言，不讲假话、大话、空话，也极少讲套话。
1943年任中央党校二部秘书科长、组教科长时，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协助领导用畅所欲言的学习方法，在中央党校二部未出现所谓“抢救运动”中某些残酷斗争的严重后果，受到好评。
“大跃进”时期，他对某些违背客观规律和弄虚作假现象，就说过不同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多次据理争辩，说明是“组织营救”而不是“叛变”。
“文化大革命”后，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切实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江西全省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观点正确，方法得当。1985年春，江西日报报道了一些“专业户”，傅雨田同志希望能进一步宣传这一新生事物，便亲自创作了一首歌词《歌唱专业户》，要我去征求姜惠龙总编辑的意见。姜惠龙同志对此非常重视，看了这首歌词认为很好，随即请著名作曲家孙效祖配上曲子，刊登在1985年3月3日的《江西日报》上。改革开放不久，新旧体制交替，很多东西来不及配套和规范，秩序有些乱，不少人不习惯，甚至有意见。对此，傅雨田同志解释说：“这些问题，就像人们刚上火车，乱哄哄的，等大家坐好了，火车开动了，秩序就逐渐安定了。”他的解释通俗易懂，人们口服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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