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历史研究

号召全党研究历史，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

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服务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也向全党提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任务。1938年10月14日，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向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提出了学习和研究的任务。他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在这里，他把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即中国历史摆到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革命运动的现状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就是国际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体现出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有这些，都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特点，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

把研究中国历史摆到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革命运动的现状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它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和重要途径，反映出毛泽东对研究中国历史的高度重视。

由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实际问题是从近代历史发展演变而来，近代史更贴近实际，因而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毛泽东最为重视近代史的研究。1941年5月19日，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批评党的干部和党员对于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重视不够。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由于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不了解，于是只能“言必称希腊”，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革命经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除了要求全党认真研究现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向全党郑重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正是在他的重视和号召下，中共党内的范文澜、何干之、胡绳等历史学家，在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最早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毛泽东不仅号召全党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他本人也曾有志于这一方面的研究。1939年1月17日，他在给何干之的信中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由于革命工作繁重，他的这一夙愿始终没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关注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过多项重要建议。1957年初，他为了提倡“双百方针”，多次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在1月份举行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他在讲到“双百方针”的时候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对的。真理是同错误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同丑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人善事是同恶人恶事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同毒草作斗争作比较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同唯心主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恨蒋介石，但蒋介石是个什么王八蛋，大家不知道，所以要出蒋介石全集。”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出要出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2月29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他提出要让人们经风雨、见世面，了解国际情况和敌人的情况，然后说：“蒋介石他讲了许多东西，有许多著作、演说，听说有这么长，我就赞成出全集。”“你要研究研究历史，他是历史人物，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反映……我们要批判那些东西，他的文章都没有读过，那怎么批判法？”后来，由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蒋介石全集》没有出版，但毛泽东的这项建议显然推动了学术界对蒋介石的研究。1961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接受陈毅下达的任务，组织何干之等历史学者开始撰写《蒋介石传》。1965年，历史学者李侃等也开始着手编辑《蒋介石言论集》。这些工作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中断，但开启了学术界研究蒋介石的先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开展蒋介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时候，提出应该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他说：“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周恩来不久即在广东从化召开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上，布置了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并交由经济学家许涤新组织实行。这项工作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一度中断，但在编写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得以完成，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陆续出版了3卷本、220多万字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从一个重要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