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历史研究

贯通古今中外，史学理论和观点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说：历史研究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毛泽东虽然没有写出专门的历史著作，但他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贯通古今中外，其史学理论、方法和观点既兼收并蓄，又自成一家之言。应该说，毛泽东在历史研究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毛泽东对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功能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他的古为今用的理论众所周知。除此之外，他对历史研究还强调过两个方面的功能：第一，历史研究可以提高和加强人们的人文素养。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有历史知识。他说：古人讲，“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跟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其中“古”就是历史，就是“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所以，全国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通古今，也就是要学习和研究历史。第二，历史研究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创新。他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问题的新理论。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他认为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现状，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事实上，毛泽东的不少重要著作，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都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

毛泽东对历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许多富于启示意义的见解，比如古今中外法、阶级分析法、历史还原法等，都为学术界所熟知。迄今为止，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历史研究中还特别强调逻辑与历史相一致，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相结合。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时候说：“马克思主义要求逻辑和历史相一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书中堆满材料，不分析，没有逻辑，看不出规律，不好。但是没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见逻辑，看不见历史，而且这种逻辑，只是主观主义的逻辑。”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就是要求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既要重视史料的搜集和引用，同时又要重视对史料的分析和综合，在此基础上形成观点和理论。这一观点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于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相结合，毛泽东说：“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社会普遍的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许多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一见解对于历史研究中处理断代史研究与通史研究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它说明，通史研究要建立在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

毛泽东的著作中，常论及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发展进程，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这一方面，他有不少如珠妙语，做出了很多见解深刻、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经典论述。

例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原因，他说：“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例如，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他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例如，关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过程，他说：“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个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第二代是黄埔军。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黄埔军也曾受到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三个阶段。”这段话，实际上勾勒出中国近代军事史的基本纲要。

例如，关于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例如，关于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

毛泽东的史学理论、方法和观点，当然不全是泰山不移之论。某些理论和观点的不足，早已为学术界所认识。但瑕不掩瑜，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毛泽东的史学理论、方法和观点，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矿，值得不断地深入挖掘。

（作者系特约撰稿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