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的探索创新及启示

二、调整农产品流通体制和种植结构，突破统购统销和“以粮为纲”的单一农村经济结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产品数量日益增多。但农产品交易与流通方面的限制又成为了阻碍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新问题。

长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统购统销政策形成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由于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城市和工业对粮食的需求量大增，再加上一些投机商的不法买卖活动，使得粮食的社会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粮食问题成为当时阻碍建设顺利进行的突出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几经调查、讨论，最终决定实行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也就是 “统购统销”。应该说，中央出台这一政策是非常慎重的，也作了周密的研究。当时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47页。]为了作出正确的选择，陈云甚至提出了八种可能的方案，经过权衡利弊，最终还是决定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配给。陈云说，“粮食不充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 《陈云传》（上），第849页。]。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以后，1953年至1954年粮食年度国家粮食征购量增加29.3％，圆满完成当年的统购任务，稳定了粮食局面。此后，中央又陆续推出了食用油、棉花、副食品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总的来说，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在产品相对紧缺的时期，对于保证人民正常的日常生活、稳定市场秩序、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统购统销政策是在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的前提下，特别是粮、油、棉等重要关系人们日常生活的产品极端紧缺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应急之策，并非长久之计。诚如陈云所说：“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改取消。”[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邓小平是当年制定统购统销政策的直接参与者和决策者，对于统购统销出台的前因后果，自是了然于胸。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实行以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产品日益丰富，这个时候，就应该考虑统购统销政策的存留问题了。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逐步进行调整改善。1977年11，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将来要考虑提高粮价。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这是很大的政策。”[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9页。] 1981年6月，他在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时又讲，这两年我们农业情况发展比较好主要是因为政策见效，因地制宜，搞多种经营是政策的核心之一。“过去在一些不适合种粮食而适宜种棉花的土地上硬种粮食。现在改种棉花，收入一下子就增加了两三倍。这是新的政策，总结了过去二三十年经验而制定的，很见成效。”[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91页。]邓小平认为，“我国农村过去十分贫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搞‘以粮为纲’。当前，我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09页。]1983年，在与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又说：“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在邓小平看来，多种经营是直接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最直接的措施有两条：一是饲养业，二是林果业。大中城市郊区要大力发展牛、羊、鸡、鱼饲养业，国家给予帮助。”[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他认为：“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316页。]

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推动下，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棉花等18中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1981年底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在农副产品的购销中实行合同制。1983年和1984年，又陆续调整了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逐步减少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的品种和数量，并采取多种经营。这些措施，逐渐放活了农村的单一种植结构和农产品的流通限制。

1984年的全国农业大丰收，使得1985年出现了农产品的结构性相对过剩，一些地方出现了卖粮难、卖棉难，统购统销政策已经没有必要、而且也满足不了现实的必要了，国家决心彻底取消统派购制度。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对粮油等大宗农村品实行合同定购与市场收购的“双轨制”，除个别农产品外，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收购、派购任务。统购统销制度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农产品逐步走向了市场。

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农村经济的新出路

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股生机蓬勃、干劲十足的新力量，这就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是农村改革中史料未及的收获，被邓小平赞誉为“异军突起”。1987年，他在会见外宾时对乡镇企业评价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8页。]

乡镇企业在我国的发展道路是十分曲折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致经过了农村副业、社队企业、乡镇企业三个阶段。农村副业是乡镇企业发展的雏形和基础，。建国初期，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各地农业合作社陆续兴办了一批生产设备简单的小作坊式工场，从事各种工副业生产。1958年4月，中央下发《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第一次提出了“农村工业”的概念，并指出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销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又提出，“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使农村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同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充分肯定，指出农村工业是逐步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和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然而，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活动，脱离了农村实际，过多地占用劳动力，不但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也使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转入了低谷。“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思想的桎梏，农村的社队企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受到限制。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社队企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党的十一届三中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城市工厂要把一部分宜于在农村加工的产品和零部件，有计划地扩散给社队企业经营，支援设备，指导技术；同时，在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中央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号召。所有这些，都为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阐明了发展社队企业的重大意义，并对社队企业的发展方针、经营范围，以及国家对社队企业的优惠扶持政策等作了明确规定，把社队企业的发展纳入了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之下，使其发展有章可循。1983年1月，中央又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进一步肯定了社队企业的合作经济性质，解决了社队企业发展的理论问题。到了1984年，为了适应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这一新情况的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将农村的“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同时指出：“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文件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在发展方向上要给予积极引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进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对乡镇企业要和国营企业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至此，乡镇企业正式获得了认可，开始蓬勃发展的局面。

虽然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邓小平没有给予过多的指导，但是，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政策突破，都包含了邓小平对农业发展的探索。正是在邓小平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大背景下，乡镇企业才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条件和可能。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邓小平及时总结了它的发展经验，为其进一步健康发展给予指导和支持。邓小平认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富裕劳动力的重要渠道，是转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4页。]。他说：“一搞改革和开放，一搞承包责任制，经营农业的人就减少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1页。]正因为有了乡镇企业，“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乡镇企业成为活跃农村经济，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一条新路。邓小平还指出，农村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城市工业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