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晚年思考及其启示

在历史上，伟大人物的晚年总是令人着迷，尤其对于像邓小平这样开辟了一个伟大新时代的领袖人物来说，更是如此。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晚年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建设有哪些重要的战略思考呢？系统考察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走进伟人晚年丰富的内心世界；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大意义。

一、对本文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简要说明

研究邓小平的晚年思考，首先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研究范围，即研究邓小平的晚年，其上界从何算起？大致来说可以有三种划分法，第一种划分是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的召开算起，因为在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从而也退出了一线领导机构；第二种划分是从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算起，因为这次会议同意邓小平辞去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从而实现了其完全退休的愿望；第三种划分是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算起，因为这次大会在组织上最终完成了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过渡。本文倾向于第二种划分。但是，为了全面把握邓小平的晚年思想，我们有必要把考察的起点向前回溯半年，即从1989年5月算起。因为在此之后的半年里，邓小平一直在酝酿着退休，其间的思考是他的“政治交代”，也应归属于他晚年思想的范畴。这样把握邓小平的晚年思想也更具完整性和连续性。

第二个问题是研究内容。邓小平晚年有很多思考，本文不是全盘照录，“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选择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在晚年所思考的那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问题来考察。

第三个问题是研究方法，本文力图史论结合，对邓小平的晚年思考进行全景式、轮廓式的考察，力图完整表现晚年邓小平，使伟人形象更加丰满。换言之，本文的研究方法是要以人物为中心，而不是以理论为中心，否则就变成邓小平理论研究了。

二、邓小平晚年思考的三个阶段及主要内容

（一）退休前后的“政治交代”（1989年5月——1989年年底）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退出中央委员会，留任中央军委主席，实现“半退”。此后，实现完全退休一直是邓小平的一个夙愿。在1989年五六月间酝酿平息政治动乱和动乱平息之后，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多次提出要真正建立起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李鹏、姚依林谈话，在谈到平息动乱后怎么办时提出“要更换领导层”，“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页）]并且明确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页。]，“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311页。]这表明，邓小平退休的愿望已经比较坚定了。1989年8月17日，他在同杨尚昆、王震的谈话中更是明确表示了要在1989年年内退休的想法。9月4日，他正式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商量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提出希望在11月初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时正式退休。他说，到那时“政治局面就比较平静了，这是个时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6页。]。同日，他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11月初，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了邓小平的请求，并高度评价他对党和国家作出的卓著功勋。至此，邓小平实现了完全退休的夙愿。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在酝酿退休期间，对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很多思考和交代，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要继续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二是要选出一个好的中央领导集体。前一条是政治路线问题，后一条是组织路线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他才算是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辟了一条新路，这就是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总结自己在改革开放后所做的事情时，将对国内工作的参与概括为“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5页。]。可见，他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最看重的就是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在酝酿“交班”时，他首先强调的也是这条路线不能变。他指出：“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页。]。既不能因为发生了政治动乱，而否定我们制定的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和“三部曲”的发展战略；也不能因为政治动乱和领导人的变换，而否定我们的基本路线，否定改革开放政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针对一部分同志因为十三大报告是赵紫阳所作而主张加以否定的做法，邓小平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在政治动乱发生后，国际上普遍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国内也确实有人主张“收”。邓小平对此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观点没有错，要一直讲到底。对“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改革开放。他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8页。]“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做几件事情，标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在邓小平看来，之所以必须坚持而且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是因为不如此，我们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就会落空。他说：“改革开放放弃不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8页。]，“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7页。]这些重要论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澄清了错误认识，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继续进行。

党的基本路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的，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政治保证。然而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得不够，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最终酿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一直在深入反思这个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有没有错？他的思考结论是：“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5页。]早在1989年3月，邓小平就曾多次提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8、1270页。] 在动乱平息之后6月9日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要改变“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状况，加强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教育。邓小平这里讲的教育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国情教育、理想教育等等。在他看来，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就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就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