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第一年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及其经验

三、几点经验

历史事实证明，开国第一年党和政府关于粮食问题的决策和实践是正确的。认真梳理和总结这段历史，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点经验：

第一，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粮食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也是关系人心向背和社会稳定、政权巩固的政治问题。建国之初，异常严峻的粮食形势，使人心浮动。人们心存疑虑：共产党是否可以搞得下去？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反动残余等则趁机造谣，夸大危机。人们都在注视着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人不饿死人”[《陈云文选》第2卷，第60－61页。]。党和政府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口号，果断平抑粮价，千方百计筹粮、调粮、发放救济粮，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发展粮食生产，号召机关工作人员带头节约等等，成功缓解了粮食紧张局势。此时，帝国主义的谣言不攻自破，艾奇逊之流的“希望”落空，人们很自然地拿新中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对比，相差何其之大，由此，许多人的疑虑和担心打消了，人心趋向安定，政权得到巩固。前后形势的鲜明变化表明，让人民吃上饭，是社会稳定最基础的前提。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第二，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的是抓好粮食的生产以及流通和分配。粮食生产是基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满足社会需求，便失去了解决粮食问题的主动权，最终是不可能解决好粮食问题的。建国之初的粮食紧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粮食减产、供不应求。粮食流通和分配是关键。社会有分工，各地的自然条件也有差异，种粮者只可能是一部分人，因此，只有使粮食进入流通领域，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吃饭问题。一旦粮食流通不能正常进行、分配不合理，人们的吃饭问题还是要受到威胁。建国之初的粮食紧张，与一些不法商人猖獗投机、破坏粮食正常流通，私营粮商占市场较大份额、粮食分配有很大盲目性有很大关系。综合分析上述五条措施可见，剿匪反霸、农田水利建设、抓好粮食作物耕种与收晒、军队参加农业生产等措施都是解决粮食生产的问题，而打击投机行为、平抑粮价、确立国营粮食企业的领导地位以及做好公粮征收、加强公粮收支管理、实施社会救济、倡导节约互助等措施本质上讲则都是在解决粮食的流通和分配上做文章。

第三，在粮食这类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问题上，国家要特别注意统一管理和调度（即宏观调控）。建国第一年，之所以能较好地解决粮食问题，与国家对粮食的统一管理和调度不无关系。生产方面，政府适时向各地发出耕种、收播的指示，在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兴修水利等环节上统一安排；征收和调运方面，国家统一制定粮食征收计划，规定征收上来的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调度使用，具体的调拨计划则由中央根据各地实际并通盘考虑全国情况后拟定；稳定市场方面，为打击投机行为，中央统一安排抛售，同时成立中国粮食公司（各地设分支公司），在中央贸易部的统一领导下，负责城乡粮食收购、零售和财政拨粮。这一切措施，都是在国家的统一安排和调度下实现的。如果离开这一点，由市场或各地、各部门自行负责，几乎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陈云在具体谈到粮食调剂问题时曾有一段很形象的评论：“中央财委如不调剂，则要饿死人”[《陈云文集》第2卷，第43页。]，“若无有计划地调剂粮食，即使下雨了（指影响粮食收成的天气因素——引者注），人心也会不安的。若能有计划地调剂，即使不下雨，人心是有些不安，但还发生不了大问题”[《陈云文集》第2卷，第89页。]。

第四，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政策，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不失为明智之举。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新解放区土改政策的制定上。粮食生产与土地政策有着密切联系。从长远来看，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对中国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是获得国家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新中国成立之初，已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土改的地区约有农业人口1.45亿，没有进行的地区约有农业人口2.64亿。[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第227页。]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势在必行。但是，从当时的条件来看，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人口10％，单算地主也有约2000万；地主在土地占有关系上常常变换，情况非常复杂；地主与城市工商业者等各阶层联系很多，如仓促土改必然引起很大震动；群众没有组织好，干部没有那么多，且本地干部少；战争时期土改可以用战争形势动员，但现在解放了，土改问题就很突出。[ 参见周恩来对纺织等10个专业会议代表的讲话记录（1950年3月14日），转引自《周恩来传》（三），第980－981页。]这表明条件并不成熟。而从实际需要来看，保持广大新解放区的稳定、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是最迫切、最要紧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行土改，势必影响新解放区社会稳定，并波及粮食生产。因此，党和政府决定在新解放区暂不进行土改，延续之前实行的减租交租政策。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此举对稳定农村秩序、恢复粮食生产、顺利渡过灾荒的确起了重要作用。到1950年秋收以后，各地条件逐步趋向成熟，土改也陆续展开。这实在是以退为进的明智之举。

第五，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注意从中总结、积累经验，用以指导下一步的实践，是解决重大难题的有效途径。建国第一年解决粮食这个大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发现和解决其中的小问题，并不断总结、积累经验的过程。比如粮食征收。当时中央收到各地报告及一些民主人士反映征粮过程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华南分局报告西江地区征粮负担过重，出现卖牲口、缴种子或拆房屋顶公粮等现象[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579页。]；浙江省委报告一些地方对地主负担缺乏明确规定，使他们几乎毫无收入[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86－387页。]；刘揆一、粟济世、黄炎培等反映“征粮流弊甚多”。[ 分别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第 276、328、402页。]中央非常重视这些意见，针对各地政府报告的情况，要求各地立即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同时将相关情况转发其他地区以引起注意；对民主人士反映的情况，要求各地尽快调查、核实，确实存在问题的，立即着手纠正，情况不实者，也应加以注意、避免犯错，而且无论属实与否，都应向反映者回馈处理情况。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和各地政府积累了相关经验，为做好下一步的征粮工作提供了借鉴。再如粮食保管，也是在发现一些地方存在匪特破坏粮库、保管人员挪用私盗粮食、保管不善至霉变鼠咬等问题，并注意总结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开展的。总之，重大难题的解决不可能那么容易，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不断发现并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并从中总结、积累经验，指导下一步的实践，才可能逐步走向成功。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