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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第一年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及其经验

高长武

2014年05月04日14:4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表示: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页。]关于艾奇逊这一言论的真实意图,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1页。]新中国能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呢?吃饭问题的核心是粮食问题。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10月一年间,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成功应对并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局势,总体上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粮食需求,同时也向世界表明:新中国是有能力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的。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严峻粮食形势

解决问题谈何容易?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是异常严峻的粮食形势。

第一,粮食产需矛盾十分尖锐。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及长期战争带来的破坏,又赶上严重的自然灾害,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很低。据统计,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254.768亿斤,比旧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的1936-1937年的2844.6亿斤下降21%,平均每人每年仅475斤原粮,如果除去牲畜饲料、榨油、种子、酿酒及为换取经济建设必须的设备而出口的部分粗粮,平均每人仅425斤原粮。[ 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业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然而,在粮食产量大幅萎缩、粮食供应已然紧张的情况下,社会对粮食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地方解放,开始地方政权建设,同时,国家对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吃公家饭的公职人员人数不断增加,到1949年底,“军政公教人员已经超过了七百万”[《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此外,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约4000万人受灾,其中在华东、华北等灾害集中的地区的重灾民有700多万人,[ 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同时连年战争致使许多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原来一些以进口粮食为重要粮食来源的沿海城市,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许多人陷入无粮可吃的境地。上述几类情况,都需要大批粮食供应。然而,当时政府掌握的粮食非常有限,在广大新解放区,因为战争刚刚结束,只有一部分地区开始征收公粮。如此以来,粮食供应出现较大缺口,供需矛盾十分尖锐。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关于救灾工作的报告中指出:“一九五○年在全国部分地区,将要发生严重的春荒。”[《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

第二,粮食市场秩序混乱,投机行为猖獗,粮价波动剧烈。新中国成立之初,市场上多种性质的粮食经营企业并存,国营粮食企业占有的份额较小,经营网点和人员很少,手中掌握的和能够在市场上收购到的粮食比较有限,而且当时各地粮食工作尚未实现统一管理,采取“政策上统一领导、业务上分散管理”的政策,更不利于集中本来就有限的力量控制全国粮食市场。相比之下,私营粮食企业则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在国家财政经济出现困难,粮食等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不法资本家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先后发生4次大的物价波动。每次物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带头波动的都是粮食和纱布。据统计,北京市1950年3月的粮食批发价格总指数比1949年2月上升70多倍;上海市1950年2月27日每石大米的市场成交价为28万元,比1949年5月30日的成交价上涨了60多倍。[ 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此处的粮食价格是按就人民币计算的。1955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1元新币等于1万元旧币。]剧烈的粮价波动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尽快出台措施稳定粮价成为人民对新生的人民政府的迫切期望。1956年9月,李先念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解放初期,我国经过十二年的战争和长期的通货膨胀,人民日夜不安于货币贬值和物价波动的痛苦……资本主义工商业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还占着很大的比重,他们习惯于投机倒把,而国家从经济上支配市场的力量还很薄弱。这就是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情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

第三,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保证粮食供给面临重重困难。在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尽快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面临重重困难。其一,长期战争破坏使农村生产力大幅下降。这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大量减少,据统计,1949年华北地区劳动力比1936年减少约1/3;耕畜锐减,据华北、山东、东北三个地区的调查统计,1949年比抗日战争爆发前平均减少36%;农具损坏严重,在太岳区,按耕地正常需要,犁镜、大锄、小锄、镰刀、耙分别缺少40%、45%、40%、40%、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业卷),第3-4页。]水利工程方面,“在国民党反动统治20多年来,只破坏不建设”,“各大河流,不但治本问题没有解决,即修防工程亦十分薄弱”,以致“洪水泛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业卷),第5页。];耕地大量减少,在许多农村,许多耕地无人耕种,撂荒闲置。 其二,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战争还在进行,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改,地权尚未确定,同时社会秩序尚不稳定,匪特恶霸势力不时制造破坏,帝国主义除了对我国进行封锁外,还造谣夸大我国面临的粮食困难,再加上长期战乱带给人们心理上的创伤一时难以抚平,因此,人心尚不安定,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并不高,出现了“地主无兴趣,农民不下肥”[ 《陈云文选》第2卷,第56页。]的现象。其三,旧中国交通运输业落后,加之战争破坏,情况更糟。陈云曾对此评论道:“我们的火车不够,船舶只有小的,还要防空,晚上才能走,东西不能及时运来。”[ 《陈云文选》第2卷,第21页。]运输不便给城乡和各地之间的正常粮食贸易和政府对粮食的合理调剂带来很大困难。这对稳定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供应来说显然十分不利。

可以说,异常严峻的粮食形势给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出了一道难题。

二、党和政府解决粮食问题的决策与举措

摆脱困境、渡过难关,需要大智慧。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认真分析当时形势的基础上,果断决策,紧紧抓住粮食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一)集中力量打击市场投机行为,平抑粮价,稳定市场

粮价的剧烈波动既是粮食形势严峻的表现,也不断加剧着粮食紧张形势。造成粮价剧烈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投机活动猖獗。因此,严厉打击投机行为,平抑粮价,稳定市场,便成为缓解粮食形势的有效手段之一。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的陈云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这场平抑粮价的斗争。1949年11月1日、5日,陈云先后主持召开中财委第一次和第二次委务会议,讨论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等平抑物价的具体办法。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粮食作为重要战略物资,成为投机商投机的主要对象之一,粮价波动最为剧烈,于是稳定粮价便成为平抑物价的重中之重。

打击投机行为,稳定粮价,最直接的办法,是掌握足够的粮食,然后在合适的时机抛售。这两个环节缺一不可。掌握足够的粮食是前提,手中无粮,根本不可能与投机商在市场上斗争;选择合适的时机抛售是关键,如果时机选择不合理,则可能白搭进粮食而于事无补。

先是筹集粮食。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各地除了做好公粮征收外,还积极收购市场上的商品粮。解放较早的东北地区在1949年10月初就开始了粮食收购。由于准备了充足的购粮资金,并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售粮积极性高涨,10月份收购到的粮食量超过原计划50%。[ 参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37页。]其他解放区也都通过收购或委托私商代购等方式,掌握了一定数量的粮食。据统计,当时国家掌握的可以作为商品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 参见《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42页。]1949年11月11日,陈云、薄一波致电李富春、叶季壮,要求“东北每日保证运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斤粮食入关”[ 陈云、薄一波给李富春、叶季壮的电报(1949年11月11日),转引自《陈云传》(上),第643页。]。11月13日,中财委下达了陈云起草的关于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提出12条措施,要求各地贸易公司“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迟三十日)完成”[ 《陈云文选》第2卷,第31页。]。按照要求,各解放区的公粮很快便在各主要城市及交通干线完成了集中。

接下来是选择时机。1949年11月中旬,粮价在经过几个月的持续上涨后出现企稳的迹象。陈云在认真分析市场上的粮食和货币情况后认为,“稳住物价已有可能” [ 《陈云文选》第2卷,第30页。]。在中财委下发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后第三天,陈云又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致电邓子恢并华东、西北、华南等大区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出:“估计各地紧缩通货及沪汉纱布涨足之后,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即可全国稳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为稳当起见,各地仍照十一月十三日电全力准备物资,勿稍松弛。”[ 《陈云文选》第2卷,第33页。] 11月20日,中财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税收、信贷、资金管理等方面采取措施,同时贸易公司自11月20日起逐步提高牌价,到24日与黑市价格齐平,然后25日一起抛售。而与此同时,“投机商人认定物价还将上涨,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 《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这时集中抛售的时机已趋于成熟。

各地按照指示于11月25日统一行动,一方面敞开抛售粮食,使暴涨的粮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囤积的粮食大幅贬值,又难以筹到周转资金,因此,损失惨重,陷入破产者众多;而国营粮食企业则扩大了市场份额,提高了市场影响力,逐渐在粮食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自此之后,虽然1950年春节前后又出现了一次粮价波动,但由于投机商人与国营粮食企业之间力量的消长,政府又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粮价没有出现剧烈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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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生、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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