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特赦的决策过程及其经验启示

（二）新中国实施特赦政策的根本目的

第一，为了创造安定、和平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中央明确指出，从宽处理国内战犯，“会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首先会有助于孤立瓦解蒋介石集团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会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还抱有疑惧的分子——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过政治劣迹的民主人士，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1956年4月27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对反革命的政策问题时也说：“对反革命不杀的政策有国际意义，可以减少仇恨，争取更多的人相信社会主义。”[《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7页。]可见，宽大处理国内战犯，是从为新中国创造和平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考虑的，这是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第二，为社会主义建设增加积极因素。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一个不杀”方针时说：“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周恩来也说过：“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 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3月14日。]换句话说，严惩战犯，对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建设丝毫无益。相反，如果实行特赦政策，他们还有可能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96页。]事实证明，很多获赦罪犯改恶从善，成为自食其力且对社会有用的人。实行宽大处理，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第三，为了体现和贯彻党关于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党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毛泽东曾说：“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周恩来也说：“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7页。]对已改造好的罪犯实行从宽处理符合党的基本方针。已经被关了六七年甚至十多年的罪犯，“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有些并且要求立功赎罪，重新做人。因此，现在对这些罪犯并没有一定杀一批或者从重处刑的必要”[《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即便现在没有悔改，但“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96页。]。

总之，毛泽东和党中央推动实施特赦政策，根本目的“是要使我们的一切设想都有利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有利于祖国的完全统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周恩来在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6年7月21日。]。

四、新中国特赦产生的社会影响

（一）被赦对象的体验和认识。作为新中国特赦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被赦对象得到的体验和认识更为深刻。特赦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党的改造政策的认同。1959年获赦的原国民党中将杜聿明说：“特赦令使党的宽大政策恩惠到我们一切罪犯，特别是涉及我这个罪无可赦的罪犯，真是天高地厚恩同再造，感恩图报之情罄笔难书。这是党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伟大胜利给我带来的光明前途，是无产阶级伟大人道主义的体现。”[《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第134页。]1975年获赦的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厅长兼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在特赦大会上说：“我的新生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赐给的，我誓献余生报人民。新生开始，不是改造的结束，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改造的开始，我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第190页。]

特赦使他们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对比中体会到党的政策所显示的现代执政理念。1959年获赦的原国民党中将宋希濂说：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六年将300多名准备赴死的囚犯放回家，让他们料理后事，结果全部按期归还，遂赦免了他们。唐太宗确实了不起。可唐太宗的做法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对待战犯的做法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唐太宗纵囚不过是沽名钓誉，收买人心。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待我们这些罪犯采取的方法却是既人道又实际的改造方法，目的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犯人能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要比唐太宗的做法更具有积极性，进步得多。[ 参见《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第20页。]溥仪在给侄子的信中说：“蒙到特赦，完全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这真是任何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事情。这只有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类为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这样。”[《伪满皇帝群臣改造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300页。]

（二）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看法和态度。新中国特赦政策的实施，使社会各界人士进一步坚信，只有跟随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团结的各方面代表都联系或影响着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他们背后站着一批人。我们党的政策对头了，争取的就不仅仅是几十、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

著名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张难先看望获赦人员时说：“我张难先活到近80岁了，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之后，才有了我晚年的真正出路。共产党人待你们亲如家人的照顾，采取的思想改造方法与生活设施，都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们同我一样，算是找到了真正的出路。我祝福你们从此踏上大道，这是一条新中国人民共同要走的光明大道。”[《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第160页。]1959年特赦令公布后，一位战犯的妻子写信说：“我们都很好的，孩子也工作了，就是希望你接受改造，争取早日获释，当初我还怨你没带我们去台湾，现在我们为没去台湾庆幸，我们等你出来。”[《特赦令：中国无在押战犯》，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湖北一个刑事罪犯获赦后，回家第二天就下地劳动，后来还试制成一种小麦条播器，提高了劳动效率。周围群众感慨说：“同样是两只手，没有改造前，给人民造下多大灾难；经过了改造，为人民做下了有益的事。”[《人民日报》1960年4月10日。]

（三）海外的舆论和评价。新中国实行的特赦政策，受到海外媒体和西方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共同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等都进行过报道和评论。在香港，大陆特赦首批战犯的消息公布后，刊登内容最详的《大公报》、《文汇报》一时呈现抢购的局面。

第一次特赦时，很多西方观察家对一次特赦1.2万余名罪犯“感到惊奇”，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宽宏大量”，同时也“可能是配合对台湾进行的新的和平攻势”。[《参考消息》1959年12月11日。]共同社评论说，中共领导人实施特赦“是中国庆祝建国十周年的一个做法”，但“它是一个一箭多雕的手法”，其用意在于“对外界展示中国十年间建设发展的实际成就”。[《参考消息》1959年12月8日。]1975年3月26日，曼谷《新中原报》就第七次特赦发表题为《北京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社论说：“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提早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北京此次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便是具备着此一重大意义和作用。此举不只对台湾同胞有所影响，对海外华侨亦是一种有力启示。”

新中国特赦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一位印度商人给我国有关部门来信说：“此举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而不是消灭具体的剥削者，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叫我们心服口服，引起我无限向往。”[《日伪蒋战犯改造纪实》，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美国耶鲁大学华人教授赵浩生说：“特赦证明中共的政策是一贯的，我们再也不相信反华大合唱的信口雌黄。”[《日伪蒋战犯改造纪实》，第385页。]1975年，一位在香港的前国民党将领接受《文汇报》采访时说：“黄维等国民党战俘被特赦释放，生活工作又有照顾，而且他们愿意回台湾的还可回台湾，这说明了共产党对待战俘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样广阔的政策胸怀，只有共产党才有。”[《特赦令：中国无在押战犯》，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