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1992：中共领导人成功应对西方制裁的外交战略与政治智慧

三、寻找突破，与日和解

打破制裁是一场艰巨的政治斗争，首先要选准突破口。驻外使节会议对西方国家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是西方国家成员但也是亚洲成员，信仰西方价值观但又受东方传统道德影响，且历史上对中国有欠账，不愿在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上向中方施压。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近邻，长期与中方对抗对日本有害无利。因此，会议明确提出最有可能较早地取消制裁的国家当属日本。[ 参见杨振亚：《推动日本带头打破西方对我国制裁的一些体会》，《外交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当会议明确了这一政策后，从中央领导到驻日使馆，利用各种渠道，多方做工作，极力推动中日关系尽快好转。不久，陷于困境的中日关系就开始出现松动。

在中方力促下，1989年9月17日至19日，日本著名政治家、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率团访华。伊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邓小平把他当作“可以交心的朋友”[《人民日报》1988年4月20日。]。18日，江泽民与伊东进行会谈。他表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中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一如既往地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19日，邓小平会见了伊东一行。针对不久前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处理动乱的指责，邓小平指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根据谣言做出的，中国不能接受。他告诉日本客人，中国方面注意到日本在会议上的态度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不管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也不管日本和中国国内有什么变化，“中日友好不能变，也不会变。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大家的愿望”。[《人民日报》1989年9月20日。]关于制裁问题，邓小平说，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老实说，制裁十年二十年，中国也还是存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90页。]

当天返回日本后，伊东正义接受了记者采访。在谈到日本的访华限制问题时，伊东认为，现在中国正在实施的戒严令，与日本和其他国家所想象的戒严令不一样，“从治安等各方面的情况看，我认为日本可以解除赴北京的限制”。关于日中经济合作问题，伊东指出，日中关系与美中、欧中关系不同，“日本应该率先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哪怕提前半步或一步也好”。[《人民日报》1989年9月20日。]次日，伊东便向日本首相和外相汇报了访华情况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几天后，日本政府便宣布全部解除有关日本人访华的限制，中日两国人员往来恢复正常。

11月9日至13日，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斋藤英四郎为最高顾问、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访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前，日方在其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表示：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是由强有力的纽带连接起来的，不会由于某些原因而被切断。12日，江泽民会见了代表团。在谈到经济合作问题时，江泽民强调双方应该遵循“互相了解、互相信任、平等互利、长远考虑”[《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3日。]的原则，他希望日中经济协会能够采取积极措施，推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13日，邓小平与代表团进行会谈，这是他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之前正式会见的最后一个访华团。邓小平告诉日本客人，中国10年来制定的方针、政策不会变，发展战略不会变。在谈到中日合作时，邓小平说，两国合作具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合作要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对中日友好的方针不会改变。“日本方面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需要自强，不要自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99页。]。

随后，在双方的积极推动下，12月28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邀请时任国务委员兼计委主任邹家华访问日本，参加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35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日关系开始逐步改善。到了1990年，中日两国在政治关系、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科技领域的交流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恢复第三批政府日元贷款。

进入1991年，日本大藏大臣、通产大臣、外务大臣和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陆续访华，我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李岚清等也回访了日本。这些外交活动为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打下了基础。海部俊树一向重视发展日中关系，曾多次表明日本要自主地处理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张西方国家不应该孤立中国。在访华之前，他曾接受中国记者采访，表示两国已经建立起“稳定的、牢固的、成熟的睦邻友好关系”[《人民日报》1991年8月3日。]。

8月10日至13日，应中方邀请，海部俊树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海部成为西方国家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政府首脑，是“我国在外交上实现‘打破制裁’目标的突破”[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下），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598页。]。江泽民、李鹏在与海部进行会谈时，都对日本政府和海部首相本人为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所作的积极努力给予高度评价。海部俊树也强调了日中加强对话的重要性，认为稳定发展日中关系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日中友好一直是日本外交的支柱”[《人民日报》1991年8月11日。]。他表示要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推动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海部俊树访华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德国《斯图加特报》的评论指出，“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太重要了，人们不能对其置之不理。”法国《费加罗报》在评论海部访华时认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努力显然取得了成功”。海部首相访华标志着中日关系全面恢复正常。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这是深化两国关系的重要机遇。这年4月，江泽民访问日本，这是他就任总书记后首次访问西方经济发达国家。10月，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访华的日本天皇。两国关系在恢复正常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中日关系的发展，有力地冲击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政策，在全世界产生了良好影响。

四、抓住重点，同美斡旋

打破制裁的重点是美国。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中美两国在抗衡苏联扩张方面进行了较好的合作，中国巨大的市场更是美国所需要的，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宣布制裁中国的同时，布什总统也“对制裁的长远后果感到不安”[〔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页。]，他多次私下向中方表示：制裁中国是在国会和社会巨大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方理解。1989年6月21日，布什绕开禁止与中国高层接触的禁令，致信邓小平，请邓小平“理解美国公众的愤怒情绪”，认为“这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自然流露”[《论中国》，第412页。]。信中还建议派特使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访华，与邓小平进行“完全坦率”[《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82页。]的谈话。

7月1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邓小平、李鹏先后与其进行了会谈。会谈中，邓小平严厉地指出：事件发生以来，“我们感到美国外交政策实际上从各个方面将中国逼到了墙角”[《论中国》，第414页。]。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决不含糊”。[《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84页。]“‘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今后能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中国人民，而不要火上浇油了。”[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三个“决不”，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政府反对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定立场。同时，邓小平也表达了希望美国采取积极行动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