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1992：中共领导人成功应对西方制裁的外交战略与政治智慧

斯考克罗夫特回国后不久，布什致信邓小平，感谢他接见斯考克罗夫特，并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8月11日，邓小平给布什回信，指出：“我说过‘解铃’、‘系铃’的话，意思是，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解决。”针对美国对华制裁措施还在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依然时有发生的情况，邓小平表示：“希望这种情况早日改变，相信布什总统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78页。]

在中美关系面临困难的关键时刻，应中国政府邀请，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0月28日至11月2日以私人身份访华。邓小平、江泽民先后会见了尼克松。在会谈中，尼克松表示了“使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恢复和继续发展”[《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日。]的愿望，邓小平回应道，中美两国“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他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应该由美国采取主动，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这是我讲的真话。”在谈到中美发展经贸关系时，邓小平指出，中国市场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333页。]在与尼克松会谈时，江泽民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制裁，“用得着中国的一句古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责任不在中国方面。就中国而言，将坚定不移地走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已经打开的大门不会关上，不会走闭关锁国的道路。“我们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友好关系，特别重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也欢迎所有国家来华投资。”江泽民也强调了中国的市场优势：“中国有一个大市场，可以成为同美国开展经济合作的良好条件。”[ 参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1页。]江泽民表示，我们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决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我们将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情，包括落实一些重大项目和完善有关的法规，把改革和开放搞得更好。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过程中，尼克松多次表示，目前两国关系正面临着严重考验，他建议两国的政治家采取措施，使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恢复和继续发展。回国后，尼克松向布什总统汇报了中国之行的情况，美国领导人得以准确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正如布什所言，尼克松的这次私人访华是“很有益”[ 1989年11月7日，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说，尼克松的“这次私人访华是很有益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希望能够找到适当的方式使之回到正常化轨道。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11月9日。]的。

11月7日至10日，应中方邀请，中美关系的另一位开拓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访华。此前不久，邓小平再一次收到布什总统的来信。布什建议再次派遣特使访华，探讨如何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因此，在会见基辛格时，邓小平提出了结束中美关系纠葛的“一揽子建议”，请其向布什总统转达。这些建议包括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取消对华制裁；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等项内容。会谈中，邓小平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的重视：“我出来工作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我“希望结束最近发生的事，从而中美关系得以恢复正常”。[《论中国》，第419页。]11月15日，邓小平给布什回信，表示“我一直把你看作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99页。]。12月1日，布什总统致信邓小平。来信提出，美方将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公开访华，来信还对邓小平提出的“一揽子建议”表示了兴趣。[ 来信请中方对“一揽子建议”做出进一步说明。1989年12月9日，钱其琛与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会谈时指出，邓小平提出“一揽子建议”的考虑是：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间达成的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05页。]

根据布什总统的提议，12月9日至10日，斯考克罗夫特再次作为总统特使访华。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公开访问。江泽民、邓小平先后与他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江泽民强调了中美两国的共同点。例如，中美双方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义务，良好的中美关系对我们双方有利，也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利益；中美友好合作，对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也十分重要；中国有十一亿多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中美双方在经贸合作和技术交流方面潜力很大。他建议中美双方“向前看”，积极改善中美关系，前景非常广阔。江泽民表示相信：“只要双方都向前看，真诚地从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改善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很广阔的。”[《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85页。]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表达了尽快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在他看来，中美两国虽然有些纠葛，但两国关系归根到底还是要好起来。邓小平还提出了“解决纠葛”的办法，那就是：“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他请斯考克罗夫特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斯考克罗夫特这次访华，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向前看的”，是“为改善中美关系铺平道路”的会谈。[ 斯考克罗夫特结束访华后，又飞抵东京与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举行会谈。谈到访华成果，他说了这番话。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2日。]然而，不久发生的东欧剧变，使美国似乎又看到了“以压促变”的“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态度开始消极起来。直到海湾危机爆发，中美关系才走出僵局。

1990年8月3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对此，中国政府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两国争端，而美国则急于通过武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为了获得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支持，美国着手改善对华关系。8月31日，邓小平收到布什总统的来信。信中表示：“美国不会缩小或降低具有重要战略性的美中关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9页。]11月30日至12月1日，钱其琛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1989年6月以来中国高层次官员首次正式访美，具有重要意义。访美期间，钱其琛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贝克，双方表示将采取一些措施，加强接触与交流，推动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时间进入1991年。这一年，中美关系进一步保持了改善的势头，中美之间的重要政治往来明显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中国有5个代表团访问美国；应中国方面的邀请，美国前总统卡特及前国务卿基辛格、舒尔茨、黑格先后访华，另外还有多个代表团访华。

在双方的积极推动下，11月15日至17日，美国国务卿贝克正式访华。这是美国自1989年中止与中国高层接触和互访以后，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江泽民在与贝克会谈时指出：我们很重视中美关系，两个大国的高层领导互不来往，这既不正常，也不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双方高级领导人应该加强来往和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我回忆起中国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就是说，高瞻远瞩，着眼于未来。这样，我们就一定可以使中美关系逐步恢复和发展。”[《人民日报》1991年11月17日。]贝克表示，布什总统派他来华访问，就是为了解决美中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逐步恢复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他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各走各的路，但是两国进行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

贝克访华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他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所说的：“我这次来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我来本身就意味着取消了双方不进行高级接触的禁令。我这次访问对两国未来的关系具有关键的意义。”[《人民日报》1991年11月17日。]这次访华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原则性的谅解和协议。例如，双方就《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交换了意见。中方表示打算在转让时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和参数，条件是美方必须取消1991年6月对华实施的三项制裁措施[ 这三项制裁措施是：暂停向中国出口卫星和卫星部件；限制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禁止向中国一些公司出口与导弹有关的产品。]；美方表示愿意为此做出努力。根据这一谅解，1992年2月21日，美国政府宣布，打算取消前述三项制裁措施。至此,美国的对华制裁开始被打破。

一年后，1993年11月，江泽民出席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江泽民与美国新任总统克林顿进行会晤。在江泽民看来，“中美首脑会晤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2日。]。这次会谈，双方都认识到，必须保持高层接触，两国的各个部门之间也要增加往来，以发展在促进经贸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等领域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 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实行的制裁政策基本结束，“中美关系有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美首脑会晤，江泽民作了如此评价。参见《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2日。]。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这次会晤是“４年来中美之间最具有意义的一次接触”[《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