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1992：中共领导人成功应对西方制裁的外交战略与政治智慧

五、广交朋友，拓展舞台

在处理好与日本、美国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努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开展全方位的积极主动的外交工作。

1989年，西方国家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以后，中国政府努力保持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这年下半年，中国与蒙古、老挝恢复关系正常化；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建立外交关系；跟沙特阿拉伯王国互设了商务代表处；和印度尼西亚复交的技术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两国关系正常化日益临近。年底，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埃及、阿联酋、科威特、阿曼七国，促进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相互了解。这一年，东欧局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尊重东欧各国人民的选择，继续同其保持正常的友好关系。

1990年，中国的对外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纳米比亚、马绍尔群岛共和国5个国家恢复或建立了外交关系。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朝鲜、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近20个国家，同时接待了2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亚非拉国家，这些交往深化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1991年，中国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30多个国家，接待了100多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来访。继8月份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之后，英国首相梅杰和意大利首相安德烈奥蒂也应邀先后访华。中英、中意关系随之正常化。在与两位首脑会谈时，江泽民对双边关系的“恢复与发展”表示高度赞赏。[ 参见《人民日报》1991年9月4日、《人民日报》9月17日。]这一年，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中国与文莱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各共和国的独立，并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92 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出访，除江泽民访问日本外，李鹏访问了意大利、瑞士、葡萄牙、西班牙。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外交活动。这次访问，连同前一年英国首相和意大利总理访华，标志着中国和西欧国家的关系已经恢复，“笼罩在双方上空的阴云已经散去”[《人民日报》1992年1月27日。]。这一年，中国更是与韩国、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等15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外交工作的有效开展，对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到1992年，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基本取消对中国的制裁。这一年，1992年我国对外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势头，进出口贸易额达165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1％，其中出口850亿美元，进口806.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8.3％和26.4％。同时，利用外资步伐大大加快，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40291个，协议外资金额458.9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6倍和3.8倍；实际投入外资83.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倍。[ 1993年1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李岚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记者迎春招待会上公布了上述数据。参见《人民日报》1993年1月8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和各个领域的合作步入正常发展轨道。

在这次国际危机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导下，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的方针，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制订了科学的外交策略并予以坚决实施，成功应对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为改革开放的有效推进和深入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一历程为外交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 这是1989年7月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时讲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84页。]。这是外交工作的根本，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妥协。二是要正确判断世界大势，这是做好外交工作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强，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市场优势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不能忽视的。以中美关系为例，“中国有一个大市场，可以成为同美国开展经济合作的良好条件”[ 这是1989年10月31日江泽民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会谈时说的，参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71页。]。掌握了这个趋势，就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三是“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策略”[ 这是1989年7月12日江泽民在会见第七次驻外使节会议代表的讲话中提出的，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7月13日。]。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寻找薄弱环节，并抓住重点，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四是“不信邪、不怕鬼”[ 这是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等的谈话中指出的，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在外交工作中绝不能示弱，要敢于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