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1992：中共领导人成功应对西方制裁的外交战略与政治智慧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政治风波。平息这场风波本属于中国内政，但却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攻击和制裁。一些西方国家不顾事实，不顾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对纯属中国内政的事情横加指责，并对中国进行制裁，多方施加压力，在世界上掀起反华浪潮。中国政府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出发，采取正确的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逐步打破西方制裁，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

一、平息风波，引发制裁

政治风波发生之后，中国面临生死攸关的局面。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断然措施，坚决制止了其进一步蔓延，国内政治危机解除。然而，这却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围攻。他们以保护所谓“人权”为借口，无理指责我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的正确措施，联合对我国实施经济制裁。

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对中国局势进行指责，并宣布采取暂停中美政府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暂停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等五项制裁措施。随后，美国又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举动：美国国务卿贝克致函美国司法部长，建议“准许”所有旅居美国的中国公民在其签证到期后继续留在美国，而不改变其身份；美国国务院责成驻中国使馆和总领事馆放宽对去美国的中国公民的签证限制；美国国防部要求格鲁曼飞机公司驱逐在该公司工作的40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中断了中美双方签署的一项改良中国战斗机的5亿美元的合同等等。6月20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又宣布了布什采取的新的制裁措施，包括暂停同中国一切高级政府官员互访、美国将力求推迟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6月29日和7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肆意歪曲中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毫无根据地污蔑和攻击中国政府，并提出一系列对中国的制裁措施。7月14日至16日，在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美国政府又策划会议发表政治宣言，宣称要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取消对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至此，对华制裁达到高潮。

除了美国之外，先后有20多个发达国家参与了对我国的制裁。欧共体国家宣布禁止对华销售武器，推迟新的官方出口信贷和经济开发项目。日本政府停止了两国之间部长级以上的高层往来和一些合作项目，推迟原定于秋季开始的第三批日元贷款谈判。另外，一些受美国影响的国际组织也采取了相应行动。世界银行停止了向中国提供7.8亿美元的贷款，关贸总协定表示该组织已无限期推迟有关中国申请加入的讨论。

经济制裁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中长期贷款的渠道被关闭，来华外国投资减少75%。据对外经济贸易部1989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自经济制裁以来，约有100亿美元的贷款被搁置。资金的不足，导致相关建设项目进展受阻。同时，由于海外订单的大幅取消，中国国内面向国际市场生产的产品大量积压。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报显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88年的11%下降为1989年的3.9%；进出口增长率由1988年的38%下降为1989年的8.6%，1990年为3.3%；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从1988年的13.1%下降到1989年的6.2%，1990年为2.8%。[ 上述数据转引自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279页。]外交工作遭遇严峻挑战，中国面临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危险。

二、统一认识，明确对策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具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成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后盾。6月16日，在同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等谈话时，邓小平指出：“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美国人骂娘，造谣，没什么了不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313页。] 7月2日，邓小平会见了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特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会谈前，邓小平对李鹏等明确表示：“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4页。]他还举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例子，说那个时候，我们处于绝对劣势，没有制空权，但我们没有怕过，最终取得了胜利。9月4日，邓小平再次同江泽民、李鹏等谈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他明确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他还强调：“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319—320页。]这些谈话成为当时外交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使得中国外交在困难时期顶住压力，打破和分化了西方制裁。

为统一认识，明确对策，7月6日至12日，第七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召开。 江泽民会见与会代表并讲话。在分析了这场动乱和暴乱发生的国际背景后，江泽民指出，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但对国际间复杂的政治斗争，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处理对外关系，既要讲经济，又要讲政治；既要讲友好，又要讲斗争；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策略。这是外交工作中的‘两点论’，也符合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要求”[《人民日报》1989年7月13日。]。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应对制裁的总体方针，即“坚持原则，政策不变，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打破制裁”[ 参见杨振亚：《出使东瀛》，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