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学习活动及其经验启示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必须“有系统地学习”

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推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从局部执政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执政；二是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三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何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并切实承担起建设新中国的战略任务，党中央领导广大干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习活动。

（一）干部学习是新中国成立后党治国理政的一项基本方针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号召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学习，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会议指定了12本干部必读书。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具有新中国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干部学习的指示、决定、通知和规定等。1951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1953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开宗明义提出：“大量培养与提拔工农干部，和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使他们成为各项建设事业中的骨干，乃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4页。]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把干部学习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基本方针和施政纲领摆在了重要位置。

（二）为适应大规模建设需要，干部学习从多层面、多渠道展开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中央在《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加强理论教育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草案》把理论学习分为三级：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马、恩、列、斯、毛的生平常识）；第三级，学习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为适应全党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1953年中央专门发出《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141页。]。

二是补习文化知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半以上干部没有达到初中文化程度，一些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在工作中遇到了极大困难，不少干部“不怕枪，不怕炮，就怕写报告”。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到1955年底，全国共有业余文化学校3546所，在校人数131万，干部文化学校265所，在校人数8.4万余人。

三是掌握专业技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教授、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队伍。1953年，中央在《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中指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训练大量的工业建设干部，不积极从工人队伍和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大批新的技术人员和专家，我们就将不能前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571页。]干部学习专业知识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中央各部委、地方专业部门按专业系统建立专业干部学校和举办专业短训班，如中央政法委建立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等；二是借助普通高校进行干部专业知识教育。据统计，1951—1954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共培养专业干部2.2万人，几年内全国共有120多万干部接受了种类不同的专业知识教育。

（三）初步建立和形成干部学习常规化的体制机制

一是为促进干部学习规范化，党中央发布一系列指示、决定、通知、规定等，且分门别类，各成系统。中央不仅要求全国各地各级干部都要抓紧学习，还对不同系统干部学习发出专文专件。如1950年8月，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以文化学习为中心的学习活动迅速在全军展开。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这些文件对干部学习的目标、内容、方法和考核等都作了详细规定，为干部学习的顺利开展和正规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是建立并形成了包括专门干部学校、普通高等学校、军事院校、少数民族干部院校以及各级党校在内的干部学习机构网。如，党校方面，到1955年全国已初步形成由高级党校、中级党校、初级党校、城市夜党校和新党员训练班构成的党校教育梯级网。民族学校方面，1951—1952年先后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等7个少数民族干部院校。逐步完备并趋专业化、系统化的干部教育体制机制基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学习“无确定进度、无程度差别、无固定教员的混乱状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文献选编》第9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干部学习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迅速改变了党的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和领导水平，使党的领导干部基本实现了从熟习革命和战争到懂得执政和建设的转变。邓小平说：“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