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学习活动及其经验启示

（二）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领导水平，是历次学习活动的出发点。坚持读书学习，对一个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的政党来说，首要目的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毛泽东曾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1页。]邓小平强调：“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0页。]三次学习活动，对保证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真正发挥中流砥柱的战略作用，对党领导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顺利实现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对领导干部提高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基于此，胡锦涛在2002年12月26日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本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提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本领。”[ 2002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历次学习活动的重点。我们党历来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并指导革命和建设。为了普遍深入地进行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延安学习运动中不仅学习马列原著，党的各种文献以及领导人讲话、报告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成为必读书。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指定了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著作，而且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1951—1953年又先后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3卷）。全党掀起学习“毛选”的热潮，对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贯的内在要求，自然也是每次学习活动中摆在首位的重点内容，因为“无论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成为历次学习活动的主导。“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是促成党内良好学风形成的重要基础，也是党的战斗力、凝聚力提升的根本保证。纵观三次学习活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读书、学习、讲演、调研、著述，他们不仅是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表率，也构成了学习活动的主导和中坚。领导干部的学风影响着全党的学风，全党的学风又影响着全社会的学风，“全社会的学习风气大大加强了，中华民族就大有希望”[《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09页。]。因此，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江泽民提出：“全党同志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学习。”[《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84页。]胡锦涛进一步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在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中走在前列”[《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73页。 ]。

（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着力点，是历次学习活动的基本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学风最显著的标志。毛泽东曾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延安学习运动中，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革命和党的历史与现状，才澄清是非，统一思想和认识，并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新中国成立初期，要求广大干部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为了开展国家建设而学习，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纠“左”时期学习，首先是为解决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毛泽东并没有全盘肯定斯大林这本书，然而他抓住其中科学的、对我国有用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才能学得生动、学得深入、学得有效。

（六）在学习中总结经验、解放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是历次学习活动的理论追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就在于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延安学习运动中，中央在1941年发出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就是要达到“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产生了《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正是这些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最终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展开了初步探索，《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即是这一时期探索的理论结晶。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学习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否则，就不能解决前进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使命与历史责任，1978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逐步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非学无以立党兴党，非学无以治国安邦。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加强学习都是我们党应对挑战、夺取胜利的法宝；每一次学习活动，又都推动着我们的事业取得进步和发展。90载春华秋实，中国站在了一个新的国际舞台，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如何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地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是我们党面临的时代课题。实践证明，只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才能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确保我们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