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香平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书学习
1956年八大的圆满召开,标志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也意味着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开始。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并没有深入研讨,加上急于求成的主观驱动,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伊始就遭遇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失误。为了使领导干部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规律,毛泽东反复提出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由此在全党掀起了一场理论学习活动。
(一)毛泽东六次倡导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先后六次建议和倡导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致信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随后,在12月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必要性:为了我们自己的事业、当前的工作,来研究这个经济理论问题,比较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容易看懂。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959年6月拟定庐山会议需要讨论的问题时,列在第一位的是干部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8月15日庐山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又建议大家读苏联出版的《哲学小辞典》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目的是“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页。]。1960年1月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号召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书小组。1961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了促使条例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在会议行将结束时再次建议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二)领导干部组织读书小组深入研讨,从理论上对经济建设的失误进行反思和总结
为响应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号召,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纷纷组织读书小组,研读政治经济学。1959年11月,刘少奇在海南率先组织了读书小组,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等参加。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组织读书小组,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1960年2月,周恩来到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李富春、陶铸、宋任穷等参加。通过集中研讨,在对“左”的错误进行反思的同时,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如,社会主义不是短期内就能建成的,社会主义还要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不能废除商品交换,应该重视价值规律等。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艰苦探索的理论思考。这些理论思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本质问题,关键在于对全党纠正当时“左”的错误发挥了理论说服、教育和引导的积极作用。
(三)全党分期分批学习,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面对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1960年底至1961年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主要领导广泛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的建设实际,对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在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开展一次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为此,1961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页。]。学习内容主要包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两个文件和两个摘编材料《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和《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前者主要包括三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和加强学习,克服主观主义;后者主要包括巩固执政党地位、遵守民主集中制、密切党群关系等。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两个材料,亲自审阅、批改,使其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1962年12月30日,中宣部、中组部在总结一年来干部学习情况的报告中说,至1962年10月,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达11万余人,其中县以上干部9.7万人,地、县委第一书记30%左右参加过学习,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级干部60%以上参加过学习。干部学习成效显著:第一,对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起了重要作用;第二,对于帮助干部正确认识几年来工作中发生错误的性质和原因起了显著作用;第三,对于帮助干部克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改进工作作风起了很大作用。[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25页。]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对纠正“左”的错误并促使国民经济走上相对健康发展的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三次学习活动的经验启示
(一)越是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越要重视和抓紧学习。党领导的三次大规模学习活动,分别是全民族抗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遇挫折时期,一个是艰苦的战争年代,一个是全新的执政考验,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这些都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转折关头。在这种历史的紧要处和关节点上,党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或者是澄清是非、统一思想,或者是蓄势待发、整装前进,或者是寻找思路、解决问题。实践证明,通过扎扎实实的学习活动,往往能够推动党的事业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共领导人深刻地懂得,“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毛泽东语),“学习是前进的基础”[《老一辈革命家手迹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邓小平语)。越是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越要高度重视学习、抓紧学习,通过学习克服困难、开拓前进。诚如江泽民所总结的:“在每一个重大转折的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央都要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会推动我们的事业出现大变化、大发展。这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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