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归侨中的四名红色特工

泰国归侨孙佩文

孙佩文拥有多个名字：林玉生、林安之等等。他的原名叫梁炳枢，祖籍广东省台山县西廓圩。1923 年出生于泰国（那时称暹罗）的首都曼谷一个贫困的华侨工人家庭。

1937 年，孙佩文小学毕业，进入法国人所办的易三仓学校念书，至1943 年高中毕业，而后继续在易三仓商科修学一年。该校是一所法国天主教学校，开办已有60 年左右的历史。该校分为小学4 年、中学6 年、商科班3 年，后来附设大学预科班2 年。有英文和法文两类，孙佩文选读英文，除历史、国文以外，其余科目皆用英文课本教授。在校期间，孙佩文曾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军训（通讯兵）。按泰国的法律，满20 岁的出生泰国的华侨青年，一律要服兵役3年；而只要经过军训，即可代替服役。受训3 年后，他成为3 等军训生。这段军训生涯，对于他日后从事地下工作大有裨益。

孙佩文是在1946 年2 月，正式成为泰国侨党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的成员的。也就是说，他在此时成为一名正式的“红色特工”。

孙佩文受两个人的引领走上革命道路：一个是他的大哥鲁逊，一个是中共泰国侨党负责人邱及。鲁逊，原名梁炳财，早年由叶剑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打入国民党军统组织，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名情报官员，官至少校。日本投降后，鲁逊奉派到泰国工作，表面上是军统驻泰国站的“大员”，实际上是中共泰国侨党的领导人之一。对于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弟弟孙佩文，他言传身教，通过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向弟弟灌输革命思想：介绍祖国的历史文化，介绍祖国如何才能取得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道理。进而给弟弟布置一些任务让他去做，借以考验和锻炼弟弟。孙佩文在念中学时，曾替大哥等人秘密印制宣传资料，并分寄给山巴内地，进行革命宣传。14 岁时受大哥的指导，秘密向乃律船厂工人募捐筹资，汇寄给香港廖承志同志转八路军，支持祖国军民抗日救亡，得到八路军总司令部来信的勉励。邱及，祖籍广东省揭东县玉湖镇，1910 年出生于泰国。从小回故乡就读揭阳一中，在校期间投身孙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热潮。1930 年赴上海就读于昌明艺专和上海美专。1934 年，参加中国“左联”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出狱后于1936 年3 月出走南洋，先后在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地从事华侨教育和爱国救乡工作。在泰国期间曾任暹罗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总会常委及宣传部长、《真话报》社长等。在日寇侵占泰国期间，《真话报》可以说是华侨社会的一盏明灯。它宣传抗日，传播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中国抗日斗争的情况，在泰华社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孙佩文是该报的忠实读者。他意识到，该报是代表无产阶级说话的唯一中文报纸，并且由报纸内容知道已有中共人员在泰国活动。他当时还无法和邱及见面，但在心中已产生敬仰和向往之情。抗战胜利后，孙佩文有机会认识了邱及。在谈话中，邱及鼓励他努力学习，使他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翻身的光明前途，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于是，他很自然地成为大哥鲁逊和邱及的秘密联络人，为他们的革命活动传递消息，在大哥鲁逊与邱及碰头时为他们站岗放哨，保障安全。同时，孙佩文通过大哥的关系，也打入军统组织，成为军统驻泰国站站长陈英群的机要员，拥有一部秘密电台。

为了立足，必须有职业借以谋生；为了工作，也必须有职业作为掩护。1945 年10 月至1946年4 月，孙佩文到日泰海运公司当书记员，后又在广肇公馆工作了3 个多月，担任与盟军联络的工作。1946 年大哥在泰国曼谷筹办了一间新地文化有限公司，亲任公司经理，孙佩文则负责管理货仓，协助大哥管理公司事务。1948 年11 月至1949 年5 月，孙佩文转到曼谷国际贸易行担任经理，从事进出口贸易。除了华文以外，他还精通泰文、英文并熟练打字。人们（甚至亲友）只知道他公开职业为企业老板，而不知道他是一名“军统特务”，更不知道他是一名中共特工。

因为秘密工作性质所决定，孙佩文所从事的是单线联系的秘密工作。虽充满紧张和危险，但他心中有坚定的信念，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和人民，也是为了侨居国和当地民众。所以，他完全把困难和危险抛在脑后。1947 年的一天晚上10 点，孙佩文在曼谷探悉泰国警察凌晨5 点就要出动围捕我侨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消息后心急如焚，想方设法在12点之前通知了侨党的负责人邱及，使几位同志得以争取时间迅速转移到越南，免遭杀害。事后受到泰国侨党领导人的表扬。

1947 年11 月，在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支持下，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反动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坚持民族独立和中泰友好的总理乃比里·帕侬荣的民主政权。銮披汶是个反共、排华老手，上台后立即对国内和平民主人士实行镇压，同时掀起反华浪潮，对于华侨社会的进步人士进行迫害。此时，乃比里·帕侬荣及其亲近者，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克农命令泰国侨党“不惜一切代价，将乃比里·帕侬荣找到，保护起来，择机带到中国来”。具体任务就交给孙佩文去实施。

此时泰国侨共的处境已十分艰难，孙佩文自身也随时面临生命危险。要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困难和危险之大可想而知。孙佩文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得而知。经查阅相关资料，只了解到事件的一个轮廓。

乃比里·帕侬荣和随行人员被迫离开泰国以后，先潜往新加坡，而后乘坐新加坡到韩国的邮轮转到香港。孙佩文由大哥鲁逊牵线赴香港与南洋商业银行总经理、爱国商人庄世平联系，研究具体营救办法。庄世平安排侄子搞到一艘小船，载着孙佩文到邮轮接应乃比里·帕侬荣一行。在新加坡邮轮停靠香港的短暂时刻，孙佩文迅速登上邮轮，找到乃比里·帕侬荣一行。乃比里·帕侬荣此时已知悉中方意图和孙佩文的真实身份，积极给予配合。正会晤时，突然上来一帮港英警察。庄世平侄子见势不妙，撇下孙佩文开着小船逃离。孙佩文临危不惧，凭着镇定机智，巧妙周旋，终于把乃比里·帕侬荣一行安全地接下邮轮。

身兼联络员、贴身护卫和翻译的孙佩文，在香港与乃比里·帕侬荣和前泰国国务院长銮探隆等在隐蔽的藏匿地点住在一起。待办妥赴京的一切手续后，于1949 年8 月5 日护送乃比里·帕侬荣一行，乘船离开香港赶赴青岛。然后改乘火车奔赴北京。

1949 年9 月18 日，孙佩文陪同、护卫乃比里·帕侬荣一行安全抵达北京。李克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李克农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乃比里·帕侬荣一行的到来，同时与孙佩文亲切握手以示慰问和赞赏。

作为一名特工，孙佩文潜伏海外成天出生入死担惊受怕，现在终于完成使命回到组织怀抱———中央军委联络部。

生长在泰国的孙佩文，虽然在海外就接受共产主义信仰，投身秘密地下工作，但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条件和机会进行系统的学习和钻研。他原来对于祖国的了解也是多半来自亲友和侨胞的介绍，来自媒体的报道，其实是比较肤浅模糊、缺乏感性认识的。回国以后，他获得了两次“补课”的机会。

第一次是学习的机会。1949 年11 月，孙佩文由组织安排进入中共中央统战部青年训练班学习。“青训班”是为新中国培养急需人才（特别是准备派往国外工作的人员）的学校，李介夫是校长，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中有不少归侨青年。孙佩文的三哥梁炳田也同在青训班受训。三哥从泰国回国直奔延安参加革命。抗战期间曾在四川周公馆给周总理、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做门卫。青训班要求每个学员把自己的家庭和个人历史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还要求每个周都要写一份“反省书”检讨自己的一言一行。总之，对于组织，要绝对的忠诚，毫无隐瞒毫无保留，要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作风行为。同时，青训班请一些高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这样，过去只有地下工作实践的孙佩文经过学习，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此后，他要求自己更加严格了，从事革命工作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更强了。

第二次是实践的机会。孙佩文于1951 年秋天，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第五分团，到广东省恩平县参加土地改革。该团共100 余名成员，团长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原来，出身华侨工人家庭的孙佩文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知之甚少。通过学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农村实际调查研究，参与土地改革实践，他看到了农村的现状，认识到土改对于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了解到广大的贫困农民与城市工人阶级一样遭受剥削阶级的压榨，一样要求革命渴望翻身解放，从而明白了农民之所以成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道理。经过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锻炼和考验，他的立场更加坚定，意志更加坚强。

1952 年5 月，孙佩文结束土改，返回北京。1952 年9、10 月间，他奉派参加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担任翻译。而后，他又住进乃比里的住所，继续担任乃比里·帕侬荣的翻译。1953 年3月，他回军委联络部（1956 年改为中央调查部）工作，从事情报翻译。

回国后，孙佩文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曾在1956 年对他进行过审查，最后结论是“历史政治没有问题”。但入党问题仍未解决。1961 年5 月，组织安排孙佩文下放山西，领导跟他谈话说：“下去好好锻炼，争取入党。”正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哪里艰苦那里安家。”孙佩文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进了娘子关扎根山西。他先在太谷商业外贸股当干部，后来在太谷外贸公司当业务员，再后来到太谷工商局担任市管员一直到离休。

1963 年，孙佩文被诬为“特务”“现行反革命”。当地有关部门曾派人到北京调查他的历史，但遭到拒绝；孙佩文除了以前向组织部门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以外，又不再提供国外活动的详细情况。在“左”倾路线盛行的年代，那些奉行“阶级斗争天天讲”的人，更觉得他是个“有问题”的人，甚至看到他弹奏电子吉他，便断定他是“给特务机关发报”。孙佩文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后，抄家、批斗、挨打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调整工资、单位分配房子都没有他的份；单位组织劳动种小麦他也不能与其他人那样分到一些劳动果实；子女在工作问题上也受到影响……直到1981 年国家大规模拨乱反正，孙佩文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孙佩文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挫折，照旧埋头苦干默默贡献。只要不背负莫须有的罪名，他就心满意足了。1963 年，年满40 岁的孙佩文才与出身贫农的当地姑娘牛玉兰结为夫妻。这一年，孙佩文被打成“特务”“反革命”，而身为共青团员的牛玉兰却认为他是个好人，毅然抛弃一切世俗偏见嫁给他。从此二人不离不弃，厮守终生。孙佩文和牛玉兰生育了一儿一女。夫妻晚年健康状况都不好，长年受疾病困扰。儿女又先后下岗，家庭遇到较多困难。牛玉兰久病后于2012 年7 月辞世。晚年孙佩文则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身体已成90 度弯曲，时刻需要儿女照顾。当地侨务部门对于孙佩文的家庭困难非常关心，年年给予一些救济。

值得庆幸的是孙佩文在政治上的大翻身。2005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谷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纂的《太谷人物志》，在“孙佩文”条目中，专门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1923 年生，原名梁炳枢，祖籍广东台山县。华侨。出生于泰国曼谷。父亲为木匠。孙佩文在泰国上大学期间，因欠交学费被开除出校。民国三十五年（1946）在泰国参加革命，在侨共负责人邱及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改名林安之，以国际供应行总经理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冒着生命危险打入军统特务驻泰站站长陈英群处当机要员，并带有一部秘密电台，给香港拍发密码情报。曾营救5 位同志秘密转移到越南。三十八年（1949）8 月回国后孙佩文被分配到军委联络部工作。1961 年下放到山西太谷外贸公司。1963 年被诬陷错判为‘现行反革命’。后任太谷工商局市管员。1981 年平反。1985 年离休。”这是孙佩文对革命的贡献第一次受到官方公开披露和肯定。

2012 年11 月24 日，孙佩文因病医治无效，在太谷去世，终年91 岁。

2012 年9 月下旬，北京泰国归侨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泰国归侨英魂录》编委石苏苏女士和另一位编委林卫国，在山西省侨联和晋中市及太谷县侨联组织的帮助下，曾专程到太谷县孙佩文家，拜访了这位归侨革命老前辈。事后，石苏苏女士亲自撰写了《沉痛悼念孙佩文老前辈》一文，首次系统地报道了孙佩文传奇经历和革命事迹。此文收入后来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泰国归侨英魂录》（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