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朴实无华平易近人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突然停播。关于这件事，陈云夫人于若木介绍说：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了解到，陈云在红军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前往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云出川的过程富有戏剧性。曾经提任四川雅安小学校长的席懋昭在当时受组织之托，护送陈云出川。于是，那位干部根据席懋昭生前的回忆材料，写成电视剧本《陈云出川》，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这个剧本经秘书和陈云家属商量，同意拍摄，但未向陈云报告。
《陈云出川》拍好后，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由中央电视台播出。
陈云晚年患白内障及青光眼，视力很差，不看电视，只每天一早一晚收听电台的“新闻联播”。如果有事，总叫人把广播录下来，有空时补听。陈云不看电视，本来不会知道《陈云出川》的播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自觉地不向他透露。不料，一位新来的护士不知道这件事要对陈云保密，她跟陈云说起在电视里看了《陈云出川》，很精彩！陈云一听，连忙问：“什么《陈云出川》？”
在他知道拍了这么一部电视连续剧后，陈云当即叫来秘书，要他把剧本读给他听。听罢，他认为不能播放这样一部片子，遂写信给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要求停播电视剧。于是，中央电视台执行中途停播该剧的指示。
这就是陈云，一个谦逊有余的陈云。早在1945年5月，陈云便在中共七大上这么说：“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于若木说，一篇老同志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回忆文章，送到陈云那里审看。陈云看后，虽然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却把文章中关于他的内容全部删去了。
在陈云生前，有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对陈云的书法作品很有兴趣，收集了陈云每年写的条幅，想出版一本《陈云墨迹选》。可是，一直不敢贸然出版。
鉴于陈云为党的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为表达家乡人民对陈云深深的崇敬心情，向世人介绍陈云几十年的革命足迹，让后代牢记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上海市青浦县（现青浦区）和练塘镇于1990年决定在陈云旧居基础上建立“陈云同志革命历史陈列馆”。
陈云知道这一情况后，专门带信给当地有关部门，要求不要搞个人的革命业绩陈列馆。他强调一切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革命人民的艰苦奋斗。离开了党、离开了群众，个人的能耐再大，也势必一事无成。
根据陈云的意见，青浦县和练塘镇将建成的陈列馆在展出内容和范围上进行了调整，改为陈列青浦县各个时代的所有革命先驱的斗争历史和业绩，并正式命名为“青浦县革命历史陈列馆”。不过，在陈云逝世后，家乡人还是建设了陈云纪念馆。
陈云一生清正廉洁，对自己要求很严。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出“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大力倡导言行一致的作风。他向来公私分明，一点小事也不放过。他给自己立了个不收礼的规矩，并要求工作人员——凡是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外宾送的礼品也一一上交。他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一次，陈云在外地视察工作结束，乘火车回北京。当时，当地派来送陈云的两位同志告诉陈云的随行人员：“车厢后面有一个大柳条筐，是给首长的一点营养品，回去后好好给首长补补身体。”随行人员一听，急了：“首长是不收礼的，你们快把东西带回去。”
当地同志说：“首长在我们这里太辛苦了，找人谈话、开会、参观，工作很累，又不让提高伙食标准，而且他身体又弱，缺乏营养。筐里不过是两只老母鸡和一些青菜，请带回去给首长补养一下。”
怎么办呢？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犯难了，陈云是一贯不收任何人送的礼物的。请他们下车带回去，他们又说：“这不是那个人送的，是几位领导同志共同决定的。东西又不多，就请首长收下吧。”你来我回的，他们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向陈云请示汇报了。
工作人员向陈云建议，既然东西已送上车了，再要他们带回去，面子上过不去，是否按市价把东西买下来算啦。听完汇报和建议后，陈云说：“不能开这个先例，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以后就阻止不住了。还是请他们把东西带回去，要和他们说，他们的心意我领了，但东西我不能收。”当地同志听了这些，很受感动，下车时把东西带回去了。
1976年以后，一些老同志在他的关心下恢复了工作，为了表示心意，一位老同志搬来一纸箱葡萄。陈云坚决地说：“带回去。”经过反复推让，陈云改口了，说：“那好，我尝5颗。”果真，他摘了5颗葡萄，送友出门。
渐渐地，来人空手登门，不能给陈云提东西送礼了。陈云幽默地开玩笑说：“如果主席、总理给我送礼，我就收，因为他俩没有求我的事儿。”
有一回，陈云家乡送来一份精美的文房四宝，请他为准备开办但还没有正式批准的一家公司题词。陈云听了很不高兴，说这个词不能题，一题词，就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了。他让人将送来的文房四宝如数退回，并嘱咐秘书向上海市委通报这件事。
陈云性格内向，平常说话不多，但勤于思考。他不喜欢客套，讲究实在。平时去外地，陈云向来不准当地领导人迎送，也不让老朋友老部下到他家中做礼节性的拜访。用他的话说，叫做“不接不送”，“不请不到”。他总说：“大家都挺忙的，走那形式干嘛！”“没事别来，有事说事。如果电话中把事办了，就别跑腿了。”
有一次到外地，当地接待部门为陈云准备了一桌酒席。他看到后，很不高兴，坚决要求他们撤掉，直到换上平日的一荤一素才肯吃饭。
“粗菜淡饭，布衣素食”是陈云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有两套毛料中山装，只有在接见外宾、会见客人、出席会议和重大活动时才穿，平时在家里办公，穿的是布衣皮鞋。他的这两套礼服一直穿了30多年。陈云穿的衬衣都是补了又补；他的大衣是两用，春、秋天是夹大衣，到了冬天，把做好的厚绒衬里用几个扣子扣上，就成了厚大衣。他用东西也很节约，一个皮箱是延安时期的，直到1994年还在用。有一个刮胡刀，刀架是1935年由上海秘密去苏联之前买的，3个刀片用了10年，而刀架一直用到他逝世之前。
一件坎肩自解放东北时开始穿，穿了40多年，坎肩上补丁叠缀，布料不一——在江西“蹲点”时，曾有人粗略数过，各种大小补丁有28块。直到1984年，棉坎肩已经有32个补丁了，破旧得不行了，陈云才勉强同意换下来。如今，这件棉坎肩已经被放进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成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俭朴生活的真实见证。
1960年秋季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来陈云处谈工作。按过去的接待常规，工作人员要冲上一杯热茶给客人送上。但中央刚发了一个文件，其主要精神是，接待客人不送茶，不敬酒；参加各种会议的人员自带茶、烟；到各地视察工作，不迎来送往；不请客，不送礼。周总理来了送不送茶呢？当时在陈云办公室工作的杨乃智回忆说：“我们同陈云同志的卫士长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最后商定还是给周总理送一杯茶上去，理由是总理来了不能与一般客人同等对待。”当卫士将茶水放在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看到送来的是茶水，立即严肃地批评卫士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中央刚发了文件，接待客人不准送茶吗？周总理拒绝喝茶。这场面，弄得卫士面红耳赤，手足无措，进退两难，不知是将茶水拿下去好呢，还是放着好。周恩来谈完工作离开后，陈云将所有工作人员叫到他的办公室，严肃地问：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你们学过没有？进而说：既然学过了，为什么不按文件规定执行呢？这一问使工作人员哑口无言，只好如实地将当时给总理送茶的想法讲了一遍。陈云听后语重心长地说：中央、国务院文件的规定，对中央领导和普通群众都一视同仁，不能有任何特殊化，不能在执行中任意打折扣。杨乃智说：“从陈云同志办公室出来后，我们立即开了一次会，大家都作了自我检讨，并规定了一条制度，每周要进行一次集体学习，学习和讨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以及按阅读范围可以学习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
1985年6月13日，陈云80寿辰。这之前，于若木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由于知道陈云除外事活动外，从来不参加也不设什么宴会，所以曾提议召集一些老同志在一起吃顿便饭，共同为他简单地庆祝一下。但即便是这个提议，陈云知道后也坚决不同意。经过协商，最后决定全家照张相，留个纪念。这样，全家人聚在一起，照了张全家福，以再简单不过的形式，为陈云过了80岁生日。
北长街71号（现为58号），院内有一幢两层小楼，这里既是陈云的办公室又是住家，他的家人和工作人员也住在这小楼里。从1949年，陈云从东北调到中央工作，就住进了这个院子，这一住就是30年。
住进后的第一个夏天，就发现房顶漏雨，机关行政部门把屋顶的瓦全部换了。从外面看这小楼还不错，可是楼里各处年久失修，白色的墙，灰一块白一块，原来油漆的豆绿色墙围也变成了深灰色。夜晚，老鼠从旧地板缝中随意出入，如入无人之境。就这样，陈云也不让工作人员粉刷、油漆、整修房子。他总是说：“这不影响我办公，不必要收拾。”
再看看楼上走廊和楼梯上铺的宽约1米、长约20米的地毯，表面的毛都磨得差不多了，陈云也不让换新的。他还是那句话：“我上下楼梯时注意些就是了，不要换了。”后来，为了安全起见，以免陈云上下楼滑倒，才换了一条约1米宽、10多米长、价格便宜的胶皮地毯。
唐山地震后，发现楼房破坏很大。机关决定让陈云先搬到另一处房子去住，然后把旧房拆掉另建一座新的。陈云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工作人员无奈，只好把楼房进行了必要的加固。一直到1979年，经有关部门反复劝说，陈云才勉强同意搬了家，离开了这个住了30年的小院，搬进了中南海。
凡来看他的部下，他说：“如果生活有困难，孩子上学有困难，我会帮忙。如果孩子出了事找我，你找上门来，我不但不帮，我还会批评你。”陈云对子女及亲友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个很好的家风。1949年，老家刚解放，陈云即给家乡一位老战友的儿子回信，提醒他和自己的表弟千万不要以功臣子弟自居。他说：“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洁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
陈云对于5个子女来说，是位真正的慈父。他的一言一行影响和教育着子女的成长，父亲在儿女心中是座无言的丰碑。
陈云给家人订下的“三不准”曾经被广为传颂。这“三不准”就是，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家人在这方面也予以很好的配合与支持。
陈云的二女儿陈伟华喜欢当教师，与中小学老师的影响分不开，她曾多次在作文中把当教师作为自己的志愿。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她百看不厌。她喜欢这部电影，喜欢瓦尔瓦拉，喜欢当老师。至今，她和两个小学的班主任老师都有联系，有时还去看望他们。
“文革”时，父亲受到冲击，母亲独自一人去了湖南的“五七干校”，哥哥、姐姐、妹妹也先后被学校和单位分配到了外地，只有陈伟华和上初中的弟弟留在了北京。到了1968年，陈伟华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当乡村小学教师。当教师本是她从小的愿望，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是在自己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发生的。此时的陈云不仅承受着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还要尽长辈之责，引导子女们正确面对现实，接受各种考验。在帮助陈伟华收拾行装时，陈云谆谆嘱咐她要做好到边远山区学校工作的思想准备，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乡亲们、同事们打成一片，绝不能搞特殊化。
到怀柔后，陈伟华被分配到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毕竟是第一次远离家庭，人地两生，陈伟华常常产生想家的念头。有一天，不是周末，她也没有向学校请假，擅自回了一趟家。陈云看到她突然回来，而且还没有请假，就严厉地批评了她，让她立即回去。第二天一早，陈伟华满怀不解和委屈，返回了学校。
时间长了，陈伟华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加上乡亲们和同事们的关照，她越来越多地投身到教学之中，不久，她从小学调到中学任教。中学离家更远了，她只能两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父亲都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陈云尤其关心农村的生产状况和老乡的生活，当听说乡亲们并未因“文化大革命”而放松生产时，陈云非常高兴，连连说好。
一次陈伟华对父亲说，乡下太穷了，老乡连手纸都用不起。陈云听了，十分认真地扳着手指头给她算细账。告诉她农民之所以用不起手纸，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他叮嘱陈伟华，在农村不要穿皮鞋，工资要省着花，不要脱离群众。以后，陈云知道陈伟华存了一点钱，就打趣问她：“你的存折上有多少钱了？是个‘财主’了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伟华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公社的大家庭里，也融入了学校的集体之中。每次回家，她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陈云知道后，高兴地对家里人说：“南南(陈伟华昵称)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她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在父亲的教育和党组织以及周围同志的关怀帮助下，陈伟华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成长起来。1974年10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又被怀柔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父亲知道她入党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她，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发挥模范作用，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云对她说：“国家需要教师，你报考师范吧。” 1982年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搞整党工作。在广电部工作的时候，陈伟华听说学校非常缺教师，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陈云从女儿那里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女儿“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你是师大毕业的，就应该教书。” 陈云对陈伟华说。
从国家机关干部到中学教师，这毕竟是人生角色的一大转换。考虑再三，陈伟华终于在1985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父亲知道陈伟华又当上中学教师后，非常高兴，专门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回到学校后的各种情况，鼓励她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现在，陈伟华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执教，醉心于党的教育事业。
陈云的小儿子陈方上中学时，一次为买脚蹼，从他生活秘书石长利手中要钱超出预算。黄昏，陈云散步时，知道了这事，当晚，陈方坐在陈云面前。父子的对话开始了：“你从哪儿拿的钱?”“石头(石长利)那儿。”“石头哪来的钱？”“你的工资。”“我的工资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记住，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
晚年，陈云的手关节有了毛病，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手，有助于缓解手部疾病。陈伟华知道后，想到怀柔山区盛产核桃，应该给父亲找两个核桃，让他攥在手里活动。她便在乡下，在核桃堆里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最后选中两个最中意的带给父亲。陈云攥着女儿送来的核桃，感到欣尉，女儿长大了，知道关心人了。这两只被磨得油光锃亮的核桃一直陪伴着陈云走完人生。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每当陈云的意见、主张被重视被采纳，并付诸实行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就稳步、健康、快速发展，或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反之，陈云的意见、主张不被重视，未予采纳，甚至没有了发言权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就出现波折，就遭受损失，就走弯路。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难免给人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其实，生活中的陈云非常平易近人。
陈云自己不吃请，自己吃得比较简单，这是他的习惯。但他并不“死板”，不反对条件允许必要的人情往来。20世纪80年代，陈云身边一位警卫员的爱人生孩子，陈云知道后，专门叮嘱他要照顾好母婴，在饮食上不能马虎，说：“要多喝鲫鱼汤和鸡汤，鲫鱼汤是下奶的；要用母乳喂养，母乳最有营养；孩子哭，是一种运动，是好事，不要一哭就喂奶，不过还是要按时喂奶。”
即使在那个斗争火药味比较浓烈的时代，对一些必要的人情，陈云认为也还是应该的，并不是凡事都可以“上纲上线”的。20世纪50年代对资改造和“三反”、“五反”搞得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些干部怕与资本家交往，怕被腐蚀，陈云对此指出，要有来往，要做工作，而不是被腐蚀，也不要把正常的交往“敌对化”。他曾讲过一个故事，天津有一位女老板，看到公方代表开会回来忙得顾不上吃饭，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公方代表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就拍着桌子，吹胡子瞪眼睛说：“你腐蚀我吗？”陈云认为这样做也太不近人情了。
1982年的一天，赵天元被组织调到陈云身边做警卫员，到陈云住所报到。以前，赵天元在连队当战士，没有接触过大干部。因此，乍一见陈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陈云看出了赵天元的心情，便问了他叫什么名字，听后马上风趣地说：“赵钱孙李，天元（圆）地方。”然后，又问他的籍贯。赵天元说是河南沁阳。陈云听后又说：“你们老家可是产小米的地方啊，那小米过去是给皇帝进贡的，你知道吗？”
过了一会儿，陈云开始散步了，他一边走一边与工作人员谈笑风生。他指指赵天元笑着对周围的人说：“这位小同志‘第一’。赵钱孙李，赵是第一，天、元也都是第一。你有弟弟吗？要是有个弟弟，就该让他叫‘地方’了。”说得周围的人都笑了。这一笑，赵天元刚来时那种紧张的心情就放松下来。
第二天，赵天元开始跟班熟悉情况。当天值班的是警卫员小徐和护士小赵，陈云喊护士小赵时，赵天元与她分不清在叫谁，就一齐答应。面对这滑稽的场面，大家都笑了，陈云也笑了。小徐开玩笑说，为了区别，以后就叫护士小赵“黄头丫头”吧。陈云听后笑着说：“不行，这个外号不行，我不批准。”大家问：“那怎么分清两个小赵呢？” 陈云指着赵天元说：“这是警卫员小赵。”大家说：“这也不好叫呀。”
晚饭后，陈云突然对赵天元说：“你们家乡不是产小米吗？那就叫赵小米吧。可以吗？”赵天元点了点头：“可以，这就分清了。”
这时，护士小赵为报小徐给她起外号之“仇”，赶紧说：“首长，有‘小米’了，小米加步枪嘛，就叫警卫小徐‘步枪’吧。”
在一片欢笑声中，陈云高兴地说：“好，小米加步枪打出了新中国。就叫赵小米加徐步枪。”随后，陈云当着大家的面，乐呵呵地在一个本子上写下“赵小米+徐步枪”。
就这样，在陈云身边，“小米”这个名字渐渐叫响了。以后，有新同志来，不了解这个名字的来历，见陈云总叫赵天元“小米”，还真以为他姓“米”。
调到陈云身边的第二年，有一天，陈云对赵天元说：“该找对象了。”这一年，赵天元探亲回来，陈云问：“这次回家，对上象了没有？”见赵天元笑而未答，陈云又说：“不要不好意思嘛，人生总要过这一关的。”赵天元说：“找了。”陈云听了笑着说：“拿照片给我看看！”说着，他指着放在一张长条几上的相册说：“我和老太太（于若木）年轻时的照片就在那儿放着，你们随便看。”接着，他又详细询问起赵天元对象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和家庭情况。
1993年5月，陈云在上海曾接见了他的家乡——上海青浦县以及练塘镇的领导人。据当时任中共练塘镇党委书记的吕健康回忆，陈云向他们强调说：“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一定要廉洁奉公，取信于民。”据当时在座的青浦县长李金生回忆：“原定20分钟的接见，一直持续了40分钟，陈云同志兴致很高，对家乡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他详细询问了青浦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教育，当听说全县单季稻亩产均超过1000斤，农民家家喝上自来水，农村孩子个个进学校后，舒心地笑了。”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原副主任王玉清，系陈云的两任专职秘书。20世纪40年代，王玉清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任陈云秘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以后，67岁的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王玉清再度被陈云召去任专职秘书，一干就是4年。“与陈云同志共事的经历给了您怎样的收获？”王玉清回答说：“很受教育，他老人家以身作则，是党内的模范，说真话办实事，经济工作困难时都是他出来解决，连外国人都评价他反对通货膨胀，在中国人里他是老祖宗，不容易，我有很多锻炼。”
领导人有什么重要活动，新华社一般都是要报道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李尚志说：“凡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如国庆、‘五一’、‘七一’等纪念活动，当然要发新闻。这类活动都有主持人、主讲人，他们都有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或报告稿，这种消息一般都是好写的。而单个领导人活动的新闻就复杂一些，对这类活动的报道，记者有‘三怕’：其一，有些领导人活动时没有讲话稿或发言稿，全靠现场‘发挥’，讲起话来跳跃性很大。其二，临时更改。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原说不发消息，但活动完了，觉得活动得还可以，又决定要发消息，使记者措手不及。其三，委托审稿人。有的领导人自己不审定报道稿，而是委托秘书或有关行业的领导机关什么人审稿，有的秘书出于多多宣传自己首长的心理，或有的行业领导机关审稿人出于多多宣传本行业的想法，便在报道稿上添加内容，甚至领导人现场未讲的话也加上去一些，使新闻越来越长。这就使记者为难了，不同意吧，人家是受领导人委托审定稿件；服从吧，又怕被现场听众说记者‘瞎写’、‘胡编’，搞‘客里空’。”
李尚志介绍说，他曾多次采访陈云同志的活动，却从未遇到过上述三种情况。陈云在活动结束后，凡要发消息的，都是把记者、秘书和有关同志叫到身边，亲自商量着修改报道稿，为此审稿及时、妥帖。他有个做法很值得称道：他的活动，参加什么会议也好，与什么人座谈、谈话也好，都是事前口授，让秘书给他先起草一份讲话稿，自己修改定稿后打印出来发给记者，而且明确规定：记者发稿时，引用他的话就以此稿为准，可以删减，但不能增加内容。
李尚志多次报道过陈云的活动，陈云都是这样做的，“他那打印好的发言稿或谈话稿，都是言简意赅，文风很好”。有一次，陈云对李尚志说：“发新闻时，我的讲话稿别添、别改，添改了就不是我的意思了，当然你们可以删减，总不能满篇都是我的话。”他还说：“有了这个打印稿，我们再谈话便轻松多了，再说了什么都可以不作数的。”
陈云说，这样做还有两个好处，“人老了，难免说话不利索；再说我讲的是上海口音，你们不容易听懂，这样可以省掉许多麻烦。”
陈云这样“发新闻”，除了表现出这位老一辈革命家的严谨作风外，也包含着照顾记者、尊重记者劳动的意思。所以，同行们至今说起，对他都怀有深深的敬意。陈云谦虚谨慎，淡泊名利。有关宣传他的文章，只要报到他那里审核，都要被他“枪毙”。据于若木回忆：“党的八大之后，丛书《红旗飘飘》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他始终不同意登他的传。”
20世纪50年代，北京内连皗鞋厂的业务以承接外来定货为主，所以特别讲信誉，特别注重质量。当时把关的有两个老师傅，手艺都是“头等里的上乘”。一次，上级派人来“特别政审”，却肯定了其中的王文林“政治觉悟”最高，也最有“阶级感情”。
王文林当时做梦也想不到，一次厂领导交给尺寸，要他定做的毛边底布鞋，竟然是毛泽东主席穿的。他还为此发过牢骚：鞋匠做鞋，要“政审”干什么，这不是笑话？
王文林一直是抬头做人，埋头做鞋，认鞋不认人。内连皗鞋厂却因为王文林为毛主席制作的那双毛边底鞋非常合脚、非常满意，提高了企业的声誉。
聂荣臻一度行走困难，急于找一双穿得舒适的布鞋，定制的任务自然落到王文林身上。相关人士只对厂方宣称他是一位部队的“首长”。
王文林去量脚的尺寸时，见到聂帅坐在轮椅上，不便站立，便让他把脚抬起，贴在一张硬板上，勾下了底样。接着，又找了一双旧鞋，量了又量，画了又画。
聂帅感到奇怪。王文林说，做鞋也大有考究。你坐着的脚板，一旦着了地，支撑了全身力量，尺寸就和抬着时不一样了……
聂帅听了这些话，端详着这位朴实精明的鞋匠，连称了几个好。他说，大家只知道穿鞋，想不到做鞋也有鲜为人知的“鞋经”，也有不简单的学问。
后来，聂帅穿了王文林做的鞋，实在称心满意，还将这位鞋匠介绍给了徐向前元帅，徐帅又向陈云推荐。
陈云正苦于大脚拇趾变了形，急于想穿到合适的鞋。为此，王文林一连4次被请到中南海画样改样。 陈云感动地说：“王师傅，咱们相见恨晚。今后我穿的布鞋，就全由你承包啦！”
自此，陈云将王文林做的鞋戏称为“王牌”。
古人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这样赞美着杭州的湖光山色。陈云是南方人，习惯于南方的气候。晚年，每年秋天，他常住杭州和上海，往往在南方过冬，住大半年。从1977年至1992年，陈云几乎每年都来杭州，住上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他常住在紧挨西湖的汪庄。他很喜欢美丽而又宁静的西湖。陈云生前曾26次来到杭州，在西子湖畔留下过许多轶事、佳话。
曾在陈云身边工作过的何宝生，深有感触地说：“在杭州，陈云同志外出从不坐进口轿车，总是坐国产红旗车。他外出不搞前呼后拥，只带秘书和几个随身警卫，车辆也是最少的，轻车简从。陈云同志到杭州时，每次都带着三件宝：一是一只延安时期就跟随他的旧皮箱，这只旧皮箱用了几十年，连皮制襟襻、拎手都断了，他还一直在用；二是一台老式苏联制造的放音机，这台电子管的‘老爷货’体积大、分量重，是陈云专用来听评弹的。在杭州时坏过几次，当时找不到师傅修，工作人员只好求助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老师傅修理；三是一条薄薄的旧棉被，这是他到哪里都带着它就寝时盖的，这条褪了色的旧棉被，他老人家一直用到最后。”
曾多次接待过陈云的赵群鸣回忆道：“首长生活比较俭朴，从没有什么高的要求。他住的房间陈设相当简单，不需要高级的东西。一年四季从不请客，从来不加餐。”
在杭州，陈云每天身着中山装，脚穿一双老皮鞋，天冷外出时再加一顶蓝布帽、一件棉坎肩。每次到杭州，随行的亲属除了夫人于若木外，一般不带子女。
在他走过的中国大地上，他偏爱杭州一个绿竹掩映的地方，那就是钱塘江畔的“云栖”，这里竹海层层叠翠，环境清幽。陈云很喜欢竹子，爱竹子的虚心、正直、廉洁与坚韧，也爱竹子的俭朴。他生前所居的院子里也有一片修竹。竹，陈云一生的写照。从陈云的故居翠竹，同样能让人读懂如何学做事，学做人。
每到杭州，他必游云栖竹径。到了那里，陈云心旷神怡，真可谓“云”栖“竹”径。有一年他在杭州住得时间长点，前后竟去了7次之多。1985年还特意题词“云栖竹径”，以表达他的酷爱之情。1987年植树节绿化杭州，他在“云栖”亲手植下杭州的市树——樟树。他经常提醒工作人员：“云栖是工人疗养的地方，游客多，工人朋友多，一定不要妨碍群众，要主动与群众说话。如果有人提出照相，不要拒绝。”他还说，警卫工作不要搞森严壁垒。
何宝生这样回忆说：“他每次出游，总是走在游客中间，凡是认识他的人，总是停步向他问好，有时他停下步来与游客聊天。一天他在‘云栖竹径’散步，碰上几位上海旅客，他便打起了上海腔，与他们闲谈了好一会儿。有时他的出现，会使游客闻讯赶来看他，有时围观群众会越来越多，负责警卫的同志感到担心，可他却谈笑风生，说到高兴时还会开怀大笑。”
1993年起，由于陈云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医生认为西湖边上的空气太潮湿，而且杭州的医疗条件毕竟不及上海，建议他常住上海，所以没有再来杭州。但是，他仍每日喝杭州的龙井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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