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展开。为了保证这些路线、方针、政策长期坚持下去，就必须从上到下，选拔培养一大批坚决拥护并忠实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德才兼备、具有相当科学文化水平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优秀中青年干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摧残以后，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存在年龄老化、文化素质偏低的突出问题，这就更加提出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的紧迫性。
作为一位曾经主管过党的组织工作、长期在第一线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领导人陈云较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1979年3月25日，他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敏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要求：“找年轻一点的，40岁到50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到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他还指出：我们这些人快要“告老还乡”了。
中央接受了陈云的这个建议，为了解决好接班人问题，开始酝酿恢复中央书记处的组织机构。陈云在1980年2月24日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就此发表了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做好党的领导干部交接班的工作。他说：“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的头发都已经白了。我们现在主动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问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陈云还说，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是中央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他还就进书记处人员的标准提出要求，说：“现在提出书记处13人的候选名单，有的同志认为还要扩大一点。我认为，这个名单增加一点可以，不增加也好。他们年龄平均65岁，再过5年就70岁了，也不算年轻。但要求更年轻一点，我看现在也办不到。选进的年轻干部，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有技术干部，这样才能搞‘四化’。”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问题。会议期间，陈云进一步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邓小平听后，说“这些意见讲得好”。
当时，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干部逝世的报告。北京的，外地的，开追悼会，要送花圈，许多找上陈云，有时一天送几起。另外，陈云看到，开会的时候，部长、副部长，正手、副手，坐了一大桌，但真正做工作的只有几个人。
那时，在干部年轻化方面的一个最大障碍，是选拔高级干部方面顾虑太多，思想放得不够开。国务院酝酿各部部长名单的时候，关于电力工业部部长的人选，中央组织部第一次提出的人选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老同志。为了响应中央号召，退居二线的刘澜波极力推荐年富力强的李鹏担任电力工业部的主要负责人，他说：“这个人年纪轻，搞电是内行，一定要提。”但是，他的意见落实并不得力。于是，他给陈云打了个招呼，请他注意一下这个问题。陈云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支持李鹏担任电力部部长，说：“像李鹏这样的同志，今年52岁，解放以后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二十几年，提拔时还争论，可见我们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方面做得不够。”
1981年春夏之交，陈云到杭州疗养期间，感到干部队伍年轻化问题实在重大，于是在5月8日写了一个提纲《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这几页文稿，其主要内容是：一是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60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是70岁以上的干部。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是50岁左右的干部。这些干部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10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二是书记处的同志们也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他们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日夜操劳，这样下去，难以为继。提拔中青年干部收效不大，这是目前的实际情况。三是我们面临两种选择办法——一是让目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等60岁以上的老干部因工作劳累很快在短时期内病倒、病死，我们被迫地仓促地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一是从现在起，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四是许多老干部对于干部青黄不接的状态，没有清醒的紧迫感。我们现在提拔的中青年干部决不是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我们要提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五是中青年干部的经验是锻炼出来的，只要让他们挑担子，3年5载至多10年的锻炼，就能成材。我们这些老干部还不是二三十岁就已经担负了重要工作？要看到他们有朝气、有专业知识的一面。我们提拔的干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40岁左右、40岁以内的人。六是提拔中青年干部要靠各级领导动手去做，应该自上而下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等等；如书记助理、副秘书长、部长助理、帮办等等。上下对口，让中青年干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接触全面工作。七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没有实现，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同样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中组部要成立技术干部局。八是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尽到传帮带的职责，是我们的心愿和对革命事业应尽的责任。要很珍惜地使用他们。
从杭州回到北京后，陈云把他写的这个意见送给了当时任中央主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并对他说：“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要成千上万，几千，一万，两万，至少一万个。二十几个省区市，加上中央各部委，提一两百个人够用吗？不够用。”他还把这个意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认为他提的意见很尖锐，说：“你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双手拥护。但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历次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
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使命，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如果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退下来，老干部本人思想上不大容易接受，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出现一个干部断档的问题——老干部是国家政权的主心骨，一时少不了他们，处理太急了行不通。因此，需要采取一个过渡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日益突出的矛盾。
6月8日，为了解决好老干部方面的问题，陈云召集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六七个人开了一个座谈会，形成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
中央高度重视陈云提出的意见，把他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稿印发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六中全会后，中央把参加会议的同志留下来，开了两天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陈云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建议。陈云在会上再次就有关问题发表了个人的意见。
1982年至1992年，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十二大设置到十四大撤销的10年存续时期。中顾委是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新老交替而创造的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
邓小平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劝退”。他用国家前途和四化大义苦口婆心地劝说老干部自觉让位。同时，邓小平考虑到老干部不愿交班无非是怕丢了在位时的种种好处，于是，规定退职后仍然享受在职时一样的待遇，未到年龄而离休，还有优惠。这种以优待换权力的办法固然要增加国家的负担，但是让老人、病人让出位子给年轻人，还是很划得来的。二是设立中顾委。邓小平有意识地采用这种史无前例的办法，目的是为了平稳过渡。顾问不任现职，这样就可以把位子让给忠于四化的年轻人。
顾问又是一种职务，而且它的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让老同志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种地方，工作比较好做。然而，顾问的头衔不单是起安慰作用，还有“传、帮、带”的责任。邓小平的这一层谋虑用意很深。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班子不仅存在老化问题，还存在断层问题。“文革”影响了一代人，在这种情况下，老的一下子丢开不管也不行，必须在离开前选好接班人，并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线顶事，老同志则利用他们的经验在二线上做参谋，必要时指导指导，发现选得不当就换人。到时年轻人成熟了，老同志放心了，顾问制自动取消，终身制到此为止，过渡到常规退休制，新老交替顺利完成。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这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即将向中共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时，邓小平指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3届代表大会以后。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10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60岁的就是70岁，70岁的就是80岁，80岁的就是90岁，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
9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的第三章第22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它的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在十二大上，陈云再次强调了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他说：“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国家，危害人民。”
除了“三种人”之外，陈云还提出要警惕另外“两种人”说：“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
根据陈云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2月30日，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党的十二大选举产生了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9月13日，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同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当选为第一书记。
顾问委员会重点在“虚”字上做文章，但不是不起作用；还要起作用，这就涉及工作做多少的问题。陈云在一次有关中顾委会议上说了一句话，就是“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虽然这句话是就工作和健康的关系而讲的，但其中哲理很耐人寻味。工作多少为“虚”，如何适度，有人建议定个条例，划个界限，来帮助解决这个困难。这个报告送到宋任穷处，他批示道：这个条例恐怕很难定，定了也未必能有多少帮助。工作的多或少，固然要注意，究竟做一些什么事情，也很重要。我的意思，对人、财、物这一类敏感的问题，尽量不要介入。我认为这就差不多。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陈云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这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接班人培养问题发表了意见，特别提到培养第三梯队的问题，说：“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搞得热热闹闹，切莫忘了要后继有人。现在，我们党的第二梯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第三梯队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今后全党要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
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使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他说：“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年龄距离太近，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他提出，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上一程”。“这件事办不好，我们就要负历史责任。”
自1984年起，陈云患帕金森氏症，身体开始走下坡路。陈云的头发日渐稀疏，视力日衰，听力也在减退。
1985年6月13日，陈云在北京家中度过80诞辰。那天，聂荣臻给陈云送去一个大蛋糕。
1986年10月，陈云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
但是，事过两月，合肥、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出现学潮，引起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忧虑。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认为学潮的性质是很重大的事件，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在翌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再次就提拔干部的方针问题发表了意见。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举行。对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全退”的要求，中央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老同志。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陈云、邓小平、李先念三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由于中央领导层的变动，中共十三大上通过党章中的第22条第二段“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它的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改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它的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报中央委员会批准”。这样就解决了已经不担任中央常委的陈云接替邓小平担任中顾委主任的党章依据，党的十三大选举产生中顾委委员200名。在十三大闭幕后的第一天，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了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主任、薄一波和宋任穷为副主任的新的中顾委领导机构，并报经中央委员会批准。
陈云虽然从第一线退下来，毕竟他曾是富有经验的中国经济的掌舵人。在这段时间，陈云多次指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财力。”“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邓小平十分赞赏陈云的意见。1988年9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经济问题的汇报时指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
1989年5月20日，陈云前往邓小平家中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在紧急关头为保持党和国家稳定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23日，陈云把李先念、彭真等老同志请到自己家中谈话。26日及次日，陈云亲自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彭真则邀请七届全国人大7位党外副委员长座谈，李先念也主持了七届全国政协第十八次会议，他们分别就制止动乱问题发表讲话。陈云在讲话中指出：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2000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31日，邓小平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这个，我征求了陈云同志和先念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
6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邓小平认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并逐步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时，他于同年11月再次向中央提出辞去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要求实现“全退”。
这以后，陈云从多方面关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工作，十分强调中央权威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稳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于1990年5月致信中顾委常委，指出：这场风波是建党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当然，那些触犯法律的，应当依法惩办。
在经济等方面，陈云也曾致信江泽民和李鹏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提出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国家长远规划加以实施。他曾致信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同有关领导人就是否取消财政补贴等问题谈话。
这一时期，陈云也在考虑真正全退下来。宋任穷曾这么回忆：“1991年上半年，陈丕显同志在上海看望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要陈丕显同志回北京后向薄一波同志和我转达他的意见。陈云同志说：‘我十四大以后不再干了，我考虑了，决定了。至于一波、任穷同志干不干，中顾委以后设立不设立，请他们研究。’听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后，薄一波同志和我一起进行了商量。我们一致意见是：我们两人都要退，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向陈云同志作了报告。陈云同志听后表示很高兴。不久，薄一波同志和我的意见也得到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的一致赞同。后来，在准备起草中顾委向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也写进了上述意见。”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以陈云为主任的中顾委向大会提交了工作报告，认为党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党的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取得预期进展；同时，中央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其使命已完成，建议十四大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大会高度评价了中顾委所建立的历史性贡献，同意了这一建议。
党的十四大以后，陈云虽然离休，但他仍然关心着党的工作，关心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发展前景。
独特的人生哲学和养身之道
陈云的体质本来就比较弱。早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身体比作“木炭汽车”，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感冒发烧是常事。1959年，他患了冠心病，后来经过治疗，有所恢复，但冠心病的帽子没有摘掉。1979年，他又患直肠癌，成功地做了手术切除。1984年，又发现他患有帕金森氏病。陈云工作十分繁忙，新中国成立后，他担子重，工作忙，经常是上午、下午开会，或者看文件、处理问题，晚上8点钟到周总理那里，12点钟到毛主席那里。但陈云都能有条不紊，从容应对，而且工作出色，成绩斐然。
陈云以并不强壮甚至是羸弱的身体，顽强而又出色地工作，支撑着共和国的经济大厦，直到晚年依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而且能够享年90岁，真是不容易。究其原因，除了由于先进的医学科学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外，同时也和他良好的个人修养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陈云是党内出了名的处理棘手问题的专家。特别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每逢党和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们都想念陈云，都希望知道他有什么意见。而陈云在关键时刻总是能高瞻远瞩，把握大局，善于转危为安，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正是陈云在经济工作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和富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共和国的巨轮在风雨飘摇中得以艰难地前进，迈向现代化。同时，陈云遇事沉稳，处变不惊，多谋善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使自己的身心总是处于良好的状态，泰山压顶脸不变色，为他的长寿之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人民生活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陈云历来主张应先对全国人民生活作适当安排，再考虑对经济建设应如何部署。当然这两个方面必须兼顾，不可偏废，因此陈云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在这里吃饭是必须首先考虑的，是第一位的，但为了人民生活能够逐步改善，国防力量能够不断壮大，也就是说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就必须努力从事经济建设。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陈云心中装着人民，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为民说话，因而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同时也使他胸怀坦荡，心胸开阔，目标远大，激励他始终保持乐观健康，昂扬向上的精神境界。
陈云一生淡泊名利。他曾经书写过这样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他非常谦虚，居功不自傲，历来不愿意宣传自己，但对党的事业则看得重似千钧，即使自己有风险也坚持原则、挺身而出，于“禁区”也是敢闯敢冲。
于若木曾回忆说：“我与他风雨同舟几十载，其间有革命征途上的急流险滩，也有革命队伍内的风云变幻，无论遇到哪种情况，我从来没见他慌张过。正如他自己常说的：‘我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过来人。’如果不是把党和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一事当前不会受到名利的过多困挠，一身轻松兢兢业业地投入工作中去，因而也就能作风果敢，善出奇谋，专治经济顽疾，促进国家发展。同样，这种淡泊名利的心态对他个人的健康也很有裨益。
陈云说话常常风趣、幽默，富有哲理。解放战争时，他刚到南满领导工作，当地的一些同志马上张罗给他挑一支好手枪。陈云微笑着回绝说：“好枪还是给前方打仗的人吧，如果到了需要我用枪的时候，仗早打输了。”
陈云和其他中国革命领袖一样，他们的饮食习惯与他们的凌云壮志之间有着一种朴素而深刻的关系，那就是，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吃好饭”，而自己，则吃得简单。陈云在这方面就可谓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时，陈云一日三餐的伙食标准是：早饭稀饭，面包、牛奶、奶油、果酱、咸菜；午饭一个蔬菜、一个荤菜、二两米饭；晚饭为一个豆制品（即豆腐、豆腐干等）和一个蔬菜、一两半米饭。
早些年，大家担心伙食太差，影响他的健康，便提出晚饭给他增加一小盘质量较好的营养菜，陈云怎么也不答应。直到1962年，他的肠胃出了毛病，才和家人分开吃饭，也不过是加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他还常常开开玩笑说：“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想吃，没有东西吃；现在革命胜利了，有东西吃了，又不能吃。自己真是没有口福呀。”
到八九十年代了，国家的经济开始好起来了，陈云的伙食有所改善，但依然很简单，他一日三餐是：早饭豆浆、面包、果酱和稀饭；午饭，一荤一素；晚饭，一个炒素，炒素主要就是烧豆腐，主食则为大米饭。他食偏素，这是战争年代馈赠给他的特殊“礼物”。他经历过长征，出生入死，饥一顿饿一顿是家常便钣。
陈云吃饭总是细嚼慢咽，不急不忙，他对主食是“讲究”的，因为是上海青浦人，他只爱吃大米饭，为了定量准确，每次做饭都要称重，中饭100克、晚饭75克大米。据他的一位保健医生说，他每餐吃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13粒。每餐的米饭都吃完，一粒米也不剩，米粒掉到桌上要拣起来吃掉。他每餐配有水果，经常是香蕉。他的这些食谱，是常年不变的，即使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有一次过节，身边工作人员建议首长加几个菜，陈云笑了笑：“我天天都过年，不用再加菜了。”于若木说：“正是他这种平衡的膳食，对他晚年的健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从不吃零食，也从不喝饮料，这保证了他的肠胃正常，从无积食或腹泻的情况发生。”他从来不请人吃饭，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宴请，总是自己吃自己的饭。他吃饭，不慌不忙，不与人谈话，细嚼慢咽。
自1988年起，张佐良在陈云身边做保健工作。他回忆说：“我注意到陈云同志的生活非常简朴，作息很有规律，一日三餐的食谱相当简单。他的体重保持在60公斤左右。从保健的角度看，他的食谱中最好增加一点蛋白质，体重也稍微再增加一点，使身体内有些储备，以增强抵抗力。他的胃肠对牛奶很敏感，喝过一两次觉得不舒服，只好放弃。由于他的牙不好，又不爱吃牛羊肉，因此，我们跟他商量食谱时，有人建议他吃一点海味。他说，‘海参、鱼翅和燕窝，这些东西太名贵’，不肯吃。我们为了给他增加营养，一次午餐时，试着在小碟子里盛几根红烧鱼翅端了上去。他很快发下话来，不准再上，我们只好就此作罢。为此，厨师、主管生活的同志和保健医生确实伤了一番脑筋。”
陈云饮食简朴，荤素兼顾，以素为主，除了他一向的节约朴素作风外，还有一层意思是他比较注意饮食结构平衡，从不大吃大喝，更不用说暴饮暴食了，在中共领导人中，他是当时少数几位90多岁高寿去世的健康老人。而他在青壮年时期出生入死，身患多种疾病，晚年时期得过癌症，如果没有均衡健康的饮食调理，他能高寿是不可想象的。
陈云的生活哲学是“睡眠第一，吃饭第二”。他非常重视要有一个高质量的、充足的睡眠，这是长期战争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他说：“在长征途中，在遇到后有追兵，前有敌人堵截时，往往需要急行军，必须绕道走很多路，才能躲避开敌人的精锐部队，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因此，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但当部队找到了宿营地后，许多人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设法找地方睡觉。因为，只有恢复体力，才有胃口吃饭，即使吃不上饭，也会有体力走路。”事实上，他睡眠并不充足，新中国成立初，他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左右，陈云当时对苏联朋友说：“身体还可以，就是睡觉太少，一天4小时都保证不了。”
陈云很注意休息，每到外地，从来不准当地领导干部到机场迎接或者送别。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不接不送”。“不请不到”是陈云会客的一条规定，即使春节老朋友来拜年也不例外。他说，电话拜年最好，既省时又省力。如果都来登门拜年，大家都受不了。这样，减少了不必要的送往迎来等繁文缛节以及交际应酬，使自己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去考虑国家大事，同时也为自己争取了宝贵的休息时间。
淡泊可以养生，宁静能够致远。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身体健康的前提，身体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要合理使用，及时修理，方能用得持久。从陈云简朴的生活中可以学到很多。
陈云在工作之余，或者同疾病斗争之时，能够静下心来得到休息，就是得益于听评弹。评弹是流行于江南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陈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听评弹，先是跟他舅舅在当地镇上的茶馆里听书，后来听上瘾了，有时大人不去就自己去，靠在墙边站着听。他风趣地说，这叫听“壁书”。后来由于从事革命活动，听评弹就中断了。
1959年，他患心脏病休养期间，为静心养病，遵照医嘱，开始重新听起评弹。那时，苏联领导人给每个中共中央的常委送了一台老式的录音机，他就用这个录音机听。后来，周恩来把自己的那台也送给了他。在这之后的30多年中，他听的评弹书目之多，在全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评弹界尊称他为“老听客”。
每逢江南落花时节，西湖分外明媚，这正是听评弹的好季节。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在杭州、苏州、上海休养的时候，听评弹成了伴随他休养时的最大乐趣，他自称评弹是他的“半个大夫”。
1960年，陈云在上海开会时，听了余红仙用评弹演唱的毛泽东怀念杨开慧的词《蝶恋花》之后，大为赞赏，向周恩来推荐。周恩来听了，也非常赞赏。于是，这一节目走红全国。后来，以致招来江青的嫉恨——因为毛泽东的词所颂扬的是他的前妻“骄杨”（杨开慧）。
陈云经常到书场与群众一起听评弹，他像普通百姓一样出入书场。首长的安全问题成了工作人员头痛的问题。每次去书场听书，工作人员都表现出畏难情绪，他们一方面希望首长去听，开开心，也好调养身体；另一方面又怕首长的安全出问题。陈云察觉了工作人员的心思，笑着对他们说：“没有关系，你们不用担心。我不像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同志那样容易被群众注意和围观。”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们进书场不要过早，也不要过晚。”他还专门交代说：“我们不要在书场门前下车，与我同行的有一两个人就行了。”
就这样，陈云每次去书场，只有一辆车，一两人跟随。进场不惊动群众，退场时静静地走旁门，从不影响群众听书。他和百姓一起自得其乐。后来，有不少与陈云同场听过书的群众在街头巷尾自豪地说：“我不止七八次与陈云同志一起听书，我就坐在他的后排右侧。每逢演员放噱头（评弹中逗笑的话或举动），他就和大伙一起放声大笑，一点没有中央领导的架子，真开心！”
他还广泛接触过各种流派的评弹艺人，同他们一道研究发展评弹艺术的问题。1981年4月5日，陈云曾与上海市评弹团负责人做了题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谈话。陈云说：“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要出人、出书。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逐步增加。过去，艺人大都是千方百计钻研艺术的。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有竞争。”
无论到外地，还是住院，700多盘评弹磁带和4台轮流使用的老式收音机，是必备的物品。陈云晚年，评弹界每周向陈云提供的评弹新节目录音带不下10小时。陈云总是抽时间听。听毕，还往往托人告知他的意见。据了解，陈云关于评弹谈话、书信等就不下十万言。
陈云多才多艺，除了评弹之外，他还会吹箫、吹笛，也会拉二胡，在繁忙工作之余以此自娱。据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晚年的陈云用牛皮纸包书、用绳子捆扎仍很利索，连年轻人都赶不上他。他的毛笔字很好，也得益于年轻时当店员的经历，因为往外寄书，包要包得结实，地址也要用毛笔写得端端正正。
他的子女回忆说：“父亲喜爱摄影，常给我们照相。我们更爱和父亲一起到大海里游泳，在湖边散步，坐在一起听评弹。”
后来，由于病情发展，他散步距离越来越短。直到住院前，他仍坚持让工作人员扶着在房间里活动。他坚持走路以活动筋骨的毅力是惊人的。在医院里，精神好一点的时候，他也提出过，要下病床坐一坐或者下地走一走这样的要求。但终因身体太弱，而没有能够如愿。
晚年，陈云几乎每天都坚持写字，站着悬腕用毛笔写大字，并以此锻炼身体，活动筋骨。“闻鸡晨舞剑，借萤夜读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些是陈云经常手书的内容。晚年写字时，他有一个习惯，即末尾不写年月日，而写“时年岁”。不过，这岁数写的是虚岁。
练书法，他每次时间开始半小时左右，后来因为年纪大了，按照医生的意见，减少为20分钟左右。最后到10分钟左右，写完大字之后，他还经常自我欣赏，寻找毛病，以便下次改进。因为过去练大字不多，开始时笔甩不开，后来逐渐甩开了，书法日见臻进，他自得其乐地说：“现在的字有飘逸感了。”
练书法时，喜欢抄录古典诗词名句，但是他自己并不写诗填词。陈云往往借古典诗词名句，抒发自己的情感。陈云曾书写唐朝诗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中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赠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那是1991年5月28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参观这家博物馆，见到馆内收藏着朱德、董必武、宋庆龄、刘伯承、郭沫若等墨宝。馆方请王光美帮助，能否请老一辈领导人为该馆题词？王光美回京后，给于若木打了电话，于若木答应捐赠陈云的墨宝。
1993年9月初，他收到张小泉剪刀厂厂长约请题词的信时，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他不顾年事高，体质弱，竟然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就满足了厂里广大职工的要求，亲笔题写了“剪刀博物馆”的馆名。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贤慧的女人。陈云能够以多病之躯寿至90岁，并能卓有成效地管理国家大事，这与其夫人于若木的悉心照料密不可分。于若木是中国著名的营养专家，曾担任中国营养学会会长。
中共十四大后，陈云过着离休生活。晚年，他每天仍坚持听新闻广播、看报、看文件，关注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于若木早在学生时代，就投身延安参加革命，后随陈云赴东北。建国后，于若木先后在中共中央调研室、中科院工作。
于若木来到陈云身边工作之后，开始为陈云的起居饮食操劳。为了陈云的健康，她首先要求陈云戒烟，陈云也深知吸烟对健康的危害，1952年，他戒掉了在革命战争年代抽香烟的习惯，而且说戒就戒，一点也不含糊。于若木曾回忆说：“过去，陈云同志是抽烟的，而且抽得很凶，一天要抽两包，抽得手指头都被熏成了褐黄色。解放后，生活安定了，我向他宣传抽烟的害处，劝他少抽并逐渐戒烟。他听了我的话，逐渐减量，由一天抽两包改为一天抽两支。后来，他说一天抽两支没有意思，嘴里发苦，嗓子发干，不如干脆不抽。这以后，他一支也不抽了。戒烟后，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像以前那样怕冷了，身体也比过去好了。他晚年时曾说过，他能长寿，得益于戒烟。”
新中国成立后，家里有了厨师，但是于若木对家里的营养问题还是一直关心，营养搭配失衡了、蔬菜吃得少了、杂粮少了，她都会提醒厨师注意。她还经常向全家人及厨师宣传营养知识并建议中南海的厨师学习营养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于若木没有专职照顾丈夫，因为陈云认为，夫妻不太适合在一起工作。
也许是因为天生就对营养方面敏感，于若木对生活中的营养学一直没有放弃关注；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国家机关好多人得了浮肿病。究竟是什么原因，众说纷纭，有心的于若木便去请教营养学家。专家说，病因是缺少蛋白质，其实每天吃2两黄豆就能解决问题。
于若木看到发表在《科学实验动态》上的专家文章，就把文章拿回家给陈云看。陈云看过后，马上起草电报要东北调黄豆进关，支援中央和北京。在晚年，于若木风趣地说，那时有人管处级以上的干部叫“糖豆干部”，糖是指干部每月会发给一些白糖，豆就是指的黄豆。
一个建议，让困难时期的很多干部的健康状况得到了保障，这是陈云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重要决策。这里面，也有于若木的一份功劳。
粉碎“四人帮”后，于若木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任顾问。一次，她到广西参加一个食品方面的会议，主办方安排与会人员参观当地的一家工厂。厂里的同志介绍说，他们这儿分配来两个大学生，但是都是病号，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不能正常工作。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回京后，于若木走访了一些大学，发现大学生的身体状况普遍不好。因为营养素摄入量不够，大学里患肝炎的病人多，因病休学的也多。国民身体素质不好，就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面对这些情况，于若木忧心忡忡。她来到当时的卫生部卫生研究所，向著名的营养学家周启源、金大勋、沈治平等教授虚心讨教营养科学方面的问题，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营养问题的资料，深入基层考察调研。1983年，于若木写出了关于营养问题的第一篇论文———《营养——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营养学界的重视。
于若木作为营养专家，对食疗很有研究，我国是“食疗古国”，又是“食疗大国”，中国食疗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早在西周就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记载，并把食医列为四医之首，唐代孙思邈主张有病“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神农本草》所载365种药中，一半以上既是药物，又是食物；《本草纲目》中收载的食疗药物达数百种，仅药粥一项有62方；古人云：“三分治病，七分调养”，调养就是食疗，“医膳同源，药食两用”，“医疗不如食补”，是祖国医学的光辉成就，食疗是中国的国宝，而于若木把这些理论结合陈云的身体情况，摸索出行之有效的食疗方法，并获得很大的成功。
陈云身体不好，但他给人的感觉总是身材适中，步履轻盈，目光有神，气定神闲，即使是七八十岁高龄依然还思维敏捷，精神健朗。这当中，于若木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于若木根据陈云身体的情况制定了十分普通但又有效的食谱，早餐：面包，果酱，黄油，豆浆；午餐：一荤一素；晚餐：豆制品，蔬菜，主食是大米。陈云之所以有称米定量吃饭这种与常人不同的饮食方式，其实就是夫人于若木的功劳，也是中国食疗实践的具体表现。
于若木一贯主张“水果为助”的原则，让陈云坚持饭后坚持吃两根香蕉或一个苹果、雪梨等水果，她认为香蕉富含钾，有平衡体内钠的作用，缺乏钾会导致虚弱失眠，严重的会使人心律失常，陈云工作忙、睡眠少，常吃香蕉有助于保证睡眠质量，这也与陈云的“睡眠第一，吃饭第二”的保健理念不谋而合。所以陈云很乐于接受，积极配合。
陈云还听从夫人的建议，坚持饮茶，但要饮淡茶。他终身坚持饮淡茶，每次只放3片茶叶。长期饮用淡茶，既可以提神醒脑，促进新陈代谢，有效排出体内有害物质，又不至于过分刺激兴奋神经，有效避免浓茶对体内器官的伤害，确实是保健长寿的一个好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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