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义军
赵尚志接受过秘密工作训练
多年前笔者在读冯仲云的回忆录时，就曾看到1933年2月赵尚志因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被开除了党籍，“以后他跑到同江做国际间谍工作去，后来到孙朝阳队里当参谋”的记载。
关于赵尚志从事情报工作的记载，赵俊清在《赵尚志年谱》中也提到过。如，赵尚志被开除党籍后很不服气，经常找上级领导申诉：“有时他很激动，吵吵闹闹，以致省委领导谁也不愿见他。一段时间，他对省委表示十分不满。正当赵尚志寻找省委同志而不可得之时，从苏联回来的李跃奎（后任省委书记）寻找组织关系，找不到省委，省委也不知道他的住址。省委决定在《国际协报》上登一条‘启事’，以寻人为辞，派省委职工部部长金伯阳（北洋）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一毛钱饭店与其见面。赵尚志在报上看到这条‘启事’，破译出其中的暗语，如期来到一毛钱饭店，要见曾代表省委向他传达开除（其）党籍决定的北洋（即金伯阳）同志，申诉自己的意见。在这里，衣着不整、蓬头垢面的赵尚志看到了身着西装革履的省委常委北洋和高庆有（名雪樵，专搞国际情报工作）同志。他与北洋没说几句话，此时几名特务也来到饭店。原来报上登载的‘启事’，也被敌人看出破绽。赵尚志见这几个人纠缠北洋，便急中生智，装作乞丐向北洋讨饭要钱，以掩护二人逃离。但结果，赵尚志、金伯阳、高庆有三人被敌特逮捕。敌人用小汽车将他们三人拉往道外区宪兵队。审问时，赵尚志一口咬定自己是要饭的，不认识那两个身着西装革履的人。敌人见赵尚志衣衫褴褛，模样寒酸，反复审问几次，便把他当作小偷打了一顿，将其释放。赵尚志被释放后，即到高庆有叔父高椿令家报信，告知雪樵被捕情况，让其做好应对准备，免遭不测，随后高椿令去高庆有家将电台转移。两日后，敌人也没有从金伯阳和高庆有那里得到任何证据和口供，将他们释放。高庆有到家后，得知赵尚志冒险给他叔父报信之事，很受感动。”由此可以看出，赵尚志有着专业情报人员的素质。
当时，赵尚志已经被开除了党籍，在党组织已经和他切断联系的情况下，他还知道电台隐藏地。赵尚志和高庆有很有可能同为国际情报机构工作，否则，他不可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电台转移。冯仲云说赵尚志曾到同江做国际间谍工作是完全有根据的。
这使笔者想到赵尚志从事地下工作有可能接受过秘密训练。
前不久，赵尚志的外甥李龙给笔者寄来了赵尚志在许公中学念书时的同学王语今于1941年4月在重庆撰写的《赵尚志》一文。在这篇类似于赵尚志传记的文章中提到过他从黄埔军校回到东北后曾从事过秘密工作：“东北易帜之前，在东北还没有能够有公开的国民党的活动之前，在东北已经有一些苦干的战士做秘密工作，主要的有三个人，赵尚志、戴××和张××。”文章还提到赵尚志回到东北后曾经去南京接受过秘密工作的训练：“几个月之后，他自感伤愧之余，便又束装入关。据他后来讲，他是到南京去过的。的确，自那次回来之后，他比以前是不同了。他个人的政治水准，渐见提高，乃是在他从南京回来之后，至于他能够精确地认识了一向为他所不曾学习到的东西，那确在以后才有的事。广东和南京先后给予他的，实在是他以前在‘许公时代’所几曾梦想而始终未能获得的东西。广东给了他理论上的基础，南京却更给了他实践中的经验和方法，尤其是在秘密工作中的技术。”
文章还提到，赵尚志在第二次返回东北后，“他个人的行动也秘密起来，出现了他所领导的组织。他给朋友寄发信件的地址也常常变为吉林省的各城县了——总之，他的组织能力已经开始发挥，个人的影响也在缓缓地然而却是坚决有力地向前开展着”。王语今在文中明确地说：“事实上，这也正是他招来逮捕的主要因素。”意即，赵尚志到南京接受训练是在1927年被逮捕之前。
1930年1月，赵尚志受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派遣，与李维舟、郭庆芳（他们三人为一组）等10人分批由沈阳经大连去上海，参加中央训练班（第10期）学习。3月，赵尚志在上海学习结束，乘轮船先返回大连，后又回到沈阳满洲团省委。对于刘少奇派遣赵尚志等去上海训练班学习一事，在刘少奇奉调离开东北回上海后，新的满洲省委召开会议，斥责派遣干部去上海训练班学习，“人往中央送是要不得的，是取消组织的办法”。对此，刘少奇在1930年4月9日的一份文件中认为派学生去上海是必要的，绝不是取消组织。他说：“我在上海和中央商量的结果，是要满洲多派些学生来训练，当时确定的名单有6个人，并说明了条件不能太严，满洲可以多派几个来，同时有好几个训练班向我要人（职运、组织、电信、特务）。我回到满洲将组织名册全部清理，确定了20人的候选名单，调到省委考查后陆续派到中央（派去10名，有3名被退回）。训练班回去的同志结果都很好……效果作用也比较大。”从赵尚志等学习的内容来看，有两项是“电信、特务”内容，这些都是从事秘密工作不可或缺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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