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

二、把握民主与集中的有机整体，发挥民主集中制的整体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制，而不是集权制，也不是带民主性质的集中制。民主与集中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机械的组合关系、前后的顺序关系和两极对立关系，也不是党员民主与领导集中、群众民主参与和班子集中决策的简单相加，而是互为依存、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从而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整体效能——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民主与集中相互交融。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民主与集中既对立又统一。党的组织结构，有组织架构的民主要素，也有集中运行的刚性要求。组织结构中的民主，包括民主选举各级领导机关并接受民主监督。比如中央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全国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党员选举党代表，产生党的代表大会。以上组织机构的产生过程，既是民主的过程，也是集中的过程。又如，各级党委会对同级党代会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上下级组织要互相监督，各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这是民主与集中的交融互动。

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是指党组织认识活动的集中和组织决策的集中，即集中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和实践的检验；党组织集中多数意见、集体表决和形成重大决策。组织结构中的集中，侧重的是组织运行的权力适当集中于上级组织，适当集中于中央组织，总体上呈现金字塔型的权力架构，具有集中统一的特点。这是工人阶级政党高效运行的需要，也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需要。为此，党委会有权任命派出机构和党组；党代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组织有权委任或调任下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等等。

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还表现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个服从”原则。从结果看，“四个服从”原则属于党内集中，从过程看又属于民主。比如，决策体现多数意见是民主，少数服从多数是集中。相对于寡头政治和君主专制来说，集体领导是民主；相对于广大党员而言，集体领导又是集中。个体参加选举是民主，个人服从组织是集中。征求下级意见是民主，下级服从上级是集中。党代表组成全国代表大会是民主，形成中央决议并服从执行是集中。这“四个服从”原则，主要基于实现民主的特殊环境——特殊的国情与党情。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超大型的政党，人口多与人均占有资源少并存，利益主体多样化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同在，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赶超加速导致矛盾叠加，这客观上要求我们稳步推进民主并进行正确集中，以避免党内分裂和社会动荡。

综上所述，民主和集中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离开集中讲民主，民主就成为狭隘的、碎片化的民主，这是不受约束的民主、失去科学理论指导、失去正确方向的民主，最终变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离开民主讲集中，集中就成为过度的集中、个人的集中、非理性的集中，这就容易出现专制，最终变成家长制或个人专权专断。

（二）民主与集中相互支撑。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旨在坚持党的领导，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人民当家作主。所有的民主形式与手段、民主渠道与途径都是为了有效集中党员的智慧，代表群众的愿望。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都以权为民所用为目标，集中力量为党员和广大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反过来，权力向党委会、常委会集中，是为了提高权力运行效率。以权力运行机制为载体的集中，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领导用权和群众监督相统一，都是为了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更好地统一思想，集中全党的集体意志，形成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所以，民主与集中既互为前提，又互为目的。

由此，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全党意志的表达、党员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坚决一致。这种集中，一方面表现为全党思想的统一，即在民主基础上充分表达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经过少数服从多数程序形成决策，从而完成全体党员意志、智慧的凝聚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组织上的物质统一，主要是执行决策时的步调一致，即“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毛泽东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94页。） 。这五个统一，以严格的纪律作保证，是党内集中的最高表现。

民主集中制的间接民主属性，决定了党组织不只是一个组织层级，而是多级组织的复合体。这就形成了党的部分组织与党的整体的关系。联邦制反映的是部分与整体的分立，民主集中制反映的是部分服从整体。集中的背后，实质是代表式民主——中央代表各个组织的意愿，党代会代表党员的意愿，党委会和常委会代表党代会和党员的意愿，组织代表党员个体的意愿。

十八大通过的党章把党员入党条件表述为：“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里的“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愿意”是民主，“执行党的决议”是集中，反映了党组织的纪律特性。

民主与集中互为支撑，还体现为党不是各个组织的简单相加和党员的总和，而是民主讨论与集中执行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最终达到“1+1＞ 2”的效果。征求意见、表达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诉求，是民主；协调利益关系、整合具体矛盾与分歧，形成党的正确决议，是集中，而且是更高层面的集中。党在延安时期针对党内存在的闹独立性和派性问题，特别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同时党内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民主求团结。列宁针对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在讲民主的同时也强调集中对党组织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后来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扩展到国家政权领域，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这都源于民主与集中相互依存的原理。

（三）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保障过程。从党内整体来看，民主与集中主要在三个方面形成结合点。一是民主到集中的思想整合过程。通过发扬民主，把党员的需求和意志整合为党的整体意志，解决党员个体差异与党的共同纲领原则的具体矛盾，做到思想解放与真理认同的统一，防止强制集中和表面一致。二是民主到集中的利益整合过程。党内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动机的整齐划一与利益的完全一致，需要协调党员的合法利益和各种诉求，通过党员的充分表达、讨论妥协，形成党的具体政策和决定。三是民主到集中的组织行动过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委及其常设机关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保障民主讨论的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转化为实践成果。

从民主集中制的实施过程来看，民主与集中是一对相互保障的共同体。开展民主需要各级组织的引领发动，特别是领导班子的集中推动，所有民主活动的实施有赖于党组织的中枢调控。包括开会的基本场所、办公用品的采购发放和其他物质设备的提供，都离不开集中管理。这些资源的配置主体和机构，体现了集中环节的保障作用。而且，党务公开、举报腐败分子、党员的申诉与救济，也需要主管部门和领导干部的受理与处理。同样，权力集中需要广泛民主的支撑，党的威信需要党心民心的法理支持，公权公用需要社会监督的有力保障。这些都是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

从不同时期重大决策来看，根据党和国家形势任务的需要，民主与集中结合使用，为应对危机难关、解决重大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毛泽东曾指出：“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78页。）土地革命时期和地下斗争中，强调集中，提高效率，推动革命发展；抗日战争中，联合抗日，强调民主，增强党内活力；解放战争后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中有限资源建设强大国防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吸取一段时期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教训，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实行差额选举，加强党内监督；到了 20世纪80年代末，鉴于资源分散严重，地方主义突出，强调维护中央权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进入 21世纪，社会阶层分化、思想多样化、利益诉求多元化，党在发展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同时，强调集中统一、高度团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些组织涣散、地方执行分散问题，强调维护中央权威，坚持集体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