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党的文献》发表文章《毛泽东对社会管理的艰辛探索和主要贡献》。文中指出毛泽东不是照搬教条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对其中的利益因素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摘编如下。
相关背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瞒产私分现象。从表面上看，瞒产私分是“损公利私”，但它的存续却有深厚的社会根源:是农民为解决饥饱问题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是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和平抗争;是农民在国家征购任务过重、“剪刀差”过大的条件下，维护个人利益的变通。农民的瞒产私分不仅改变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内在结构，而且成为推动人民公社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详细]
1958年番禺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过去，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跟着我们党闹革命，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他们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情况跟过去有了很大不同，但能否妥善处理好相关利益问题，依然是一个直接影响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各地发展又不平衡，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难免会产生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之间的利益差异。这是当时人民内部矛盾大量产生的根本原因。
对此，毛泽东有着十分真切的感受。在他看来，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不少源于群众利益受到损害。比如，关于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瞒产私分问题，毛泽东后来就深有感慨地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922页。）这件事情促使毛泽东思考，农民群众的利益不能损害，不能搞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不但深刻指出当时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还找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正确方法。其中，毛泽东尤为推崇我们党延安时期就采取的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并强调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战略方针。（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6—187页。）他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7—228页。）他认为，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7页。）
总之，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矛盾，并将其分成两类不同性质，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就当时而言，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把它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可以说抓住了社会管理的牛鼻子，抓住了社会稳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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