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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思想历程——读这一时段的《毛泽东年谱》
［摘 要]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并着手调整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面对市场紧张和农民瞒产私分等情况，他强调要从所有制上解决问题，在人民公社内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继续调整过高的生产指标。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继续努力纠“左”，同时力图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以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纠“左”的努力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行的，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言论超出了他的认识范围，由此纠“左”戛然而止。尽管如此，我们对他纠“左”的努力，是应该给以积极评价的。
《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是《党的文献》摘要发表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的有关内容。《年谱》详细记录了1958—1959年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各种会议和他在会上的讲话，以及他到各地找人谈话、座谈了解情况等内容，有10多万字。他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在《年谱》上比较清晰、全面地反映出来。本文只简略地介绍一二。
从这一时期纠“左”的情况来看，毛泽东的思想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从郑州会议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等，毛泽东强调要弄清“两个过渡”的界限，强调商品生产的重要性，并调整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等。
毛泽东是怀着满腔热情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在发动过程中，除了鼓励大家拿出勇气在经济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之外，他也没有忘记告诫同志们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所提出的指标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要注意留点余地。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在4月武汉会议上对几年就能实现水利化的提法表示怀疑，再次强调要留有余地；还批评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等等。尽管如此，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下简称“大跃进”）的迅速掀起，还是出现了很多毛泽东意想不到的问题。
第一个引起毛泽东严重警觉的，便是“两个过渡”的问题。那是在1958年10月，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很多问题都没有弄清时，就出现了一些地方纷纷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宣布两年或三年、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现象。尤其是河北的徐水县、河南的修武县等宣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将在两三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得到这些信息，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是不是太快了，心里有些不安，于是派人到这两个地方进行调查，他自己也离开北京到河北、河南了解情况。一路上他听到了更多的信息，越发觉得问题严重。
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还相当肤浅，以为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就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成了，很快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可以按需分配，过上幸福生活了。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就提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可以实现全民所有制。北戴河决议的墨迹未干，一些性急者就宣布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了。为了迅速纠正这种“左”倾急性病，1958年11月2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马不停蹄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在“两个过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通过对徐水、修武等地情况的了解，感到很不乐观，得出的结论可以说就是“穷过渡”。这时他开始意识到北戴河决议开了海口，讲快了，非有点修改才行。到了武昌会议期间，他又说，北戴河决议“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毛泽东1958年11月5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本期《党的文献》刊发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见本期《党的文献》。）为此，关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大体需要什么标准、需要多长时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叫大家议一议。
当时的毛泽东，虽然认为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建成社会主义，但他对全民所有制进行了界定。他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而徐水和修武等，他们的产品只能在县内调拨，不可能在全省或全国调拨，若在全国调拨，农民不会答应，必须通过交换才行。所以，他们只能算县的全民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实际上是大集体所有制，不能叫全民所有制。现在这样做是把全民、集体混起来了，以为差不多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太容易了！恐怕不利。他还说：“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他提出要划清两个界限：一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一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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