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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是7月2日召开的，毛泽东先后提出19个问题请与会者讨论。从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分析他当时的思想状态，似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第一，对形势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钢产等指标及基本建设规模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有了改变，整个经济形势很快就会摆脱混乱局面而出现根本好转。所以他说，国内大形势还好，有点坏。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要坚持。今年不会再搞高指标，不会刮“共产风”，所以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第二，出现混乱是因为不懂经济建设的规律，“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日。），所以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读书，尤其是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包括他自己在内。第三，又提出一些纠“左”的新措施。如综合平衡问题，恢复初级市场，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等。第四，为了消除党内的认识分歧，毛泽东想以强调党内团结的口号来实现党内的共识。
总之，在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仍以全力纠“左”，一心想使党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3月1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页。）。问题是“大跃进”运动该不该发动，人民公社该不该办等，这些涉及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所以当庐山会议的一些意见超越了他的认识范围时，便发生了反右的问题，使纠“左”戛然而止，接着就出现了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也使事后的毛泽东后悔不已。
综上，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在9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走得很不容易，他时时刻刻都在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不断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尽量使它们能够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在事实上，都是在纠正着他自己的失误。9个月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这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艰难探索的目的，正如他自己在成都会议上所说，是为了“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3月11日。）。
〔作者张素华，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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