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从北京会议到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面对农民瞒产私分以及市场紧张等情况，毛泽东开始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并继续调低各项生产指标。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认为两个界限划清了，钢的指标也调低了，即使出现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不足的现象，也无关大局。所以在1959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即北京会议上，毛泽东说，郑州会议以后就压缩空气，现在根本上要鼓气，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当他收到广东方面反映瞒产的报告后，第一反应是：副食品、日用百货等不足，与农民瞒产私分有关。但当他静下心来，尤其通过在河北、山东、河南的调查，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意识到农民拼命瞒产是怕共产，怕外调，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农村人民公社一成立，不应该马上就变成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他认为，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两个过渡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这也是引起广大农民坚决抵抗的根本原因。但当时有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渐渐地，如何解决农民瞒产私分、缓和同农民紧张关系的方案在毛泽东的脑子里清晰起来。这个方案是：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现阶段应当是以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为基础，即部分的社所有、基本的队所有。为了迅速纠正这一问题，他决定将原来准备于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会议，提前于2月底开始在郑州召开，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