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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后，却有一些同志不同意划线，怕影响工作积极性，甚至有党内的高级干部担心如果不趁穷过渡，农民富了就过渡不了了。还有同志提出，搞一个新的生产指标更高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取代原来的四十条。由于毛泽东对那些高指标信以为真，也就同意了。这便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针对人们以为实现了县、社所有制，便可以取消商品，或不敢提商品生产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不发展商品交换，生活不能富裕。如果实行产品调拨，剥夺了农民的产品所有权，那农民就会瞒产私分，坚决抵抗，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他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对商品问题最早的明确表态。
为了划清两个界限，毛泽东提出从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五个条件，才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关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要冒险，但是凡可以做的，我们就做”。最后，经过反复讨论，逐步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需广泛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后才可能实现。总之，要实现两个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这就煞住了急于过渡的风潮。
在指标问题上，毛泽东也感觉是冒进了。他说，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因此他将第一次郑州会议搞的追求高指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压下，认为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是“务虚名而受实祸”。
对于水利建设及1959年的生产指标，毛泽东也提出要适当收缩，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同时提出要关心群众的身体和生活。尤其是钢的指标，他几次开会征求意见、做工作，把北戴河会议定的2700—3000万吨钢的任务，降到1800—2200万吨。
对于作假问题，毛泽东也开始加以重视。他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了。总之，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历时一个多月，毛泽东全力以赴地研究和纠正他所能够认识到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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