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管理的艰辛探索和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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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毛泽东当年并没有使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等概念，但他带领全党在这方面进行的有关探索及成果是不能否定的。这些探索主要体现在：适应当时形势任务的发展，将人民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针对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把加强民生建设作为减少和化解各种矛盾的治本之策；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夯实社会管理的基础。这些探索，为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同时，这些探索取得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对于今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毛泽东；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群众工作；民生建设；社会矛盾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对如何将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并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全会闭幕10 天后，在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希望考个好成绩，不要像李自成那样失败退回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469 页。)实践证明，在执掌全国政权这场大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考验，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以往学术界对这段历史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研究得比较多，而从社会建设特别是社会管理的角度关注得则比较少。尽管毛泽东当年并没有使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等概念，但有关这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内容却十分丰富，从适应当时形势任务的发展，将人民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到针对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再到把加强民生建设作为减少和化解各种矛盾的治本之策，并最后落脚到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一路走来，既十分不易，也成效卓著，为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这一时期对中国自己的社会管理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尝试对此作一点初步梳理。

一、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古今中外，无论任何国家，要形成和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有一定形式的社会管理，把社会成员按照一定规则组织起来。对于有着4.5 亿人口、又正处在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社会变革的新中国来说，如何把整个社会更好地组织和动员起来，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首先，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继续与盘踞华南、西南及沿海岛屿上百万国民党军队以及散落各地的大量国民党土匪和潜伏特务进行激烈的军事斗争，还是收拾长期战乱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恢复饱受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解决工厂开工和工人就业问题，都亟需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和稳定下来。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更进一步考验着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

其次，是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国“一五”计划实施不久，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很快反映出来。如何尽快把数量众多但分散的小生产者组织起来，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再次，是应对严峻国际环境的迫切需要。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只有把人民组织起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把国内事情办好，才能更好地应对外来压力和威胁。

最后，是应对社会急剧转型的迫切需要。当时，无论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还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其对经济社会的冲击都前所未有。而且在实践中，随着过渡时间不断压缩，步伐不断加快，这种转型更加急促剧烈。如何解决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有序，对我们党提出了严峻挑战。

列宁曾深刻指出：“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列宁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709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靠着千百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的支持，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 800万军队。面对新中国异常严峻复杂的形势和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毛泽东首先想到的依然是作为我们党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他十分明确地提出，要将全国人民进一步组织起来，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参见毛泽东起草的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人民日报》1949年 10月1日。）为此，党和政府作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

一是，通过组织生产合作社，将广大农民群众逐步组织起来。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把当时占国民经济总产值 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看作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项根本举措。（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32页。） 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他又进一步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批语和修改，1951年 12月 1日、2日。）之所以当时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个问题看得这么重，固然有适应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建设的因素，但也与我们党所追求的社会管理模式不无关系。毛泽东曾设想：如何逐步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参见谭震林：《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人民日报》1958年 8月 11日。）1958年在山东视察时，他更直截了当地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参见毛泽东视察山东农村的消息报道稿，《人民日报》1958年 8月 13日。）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一种人民公社，既是一种生产组织，又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

二是，通过建立单位体制，把“社会人”变为“单位人”，将城市居民逐步组织起来。与农村将所有成员逐步纳入合作社特别是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相对应，在城市，党和政府也通过各种办法，很快解决了城市就业问题，将就业年龄人群基本纳入各种各样的单位体制之内。（参见马文瑞：《为促进生产力高速度发展和改善职工生活而奋斗的十年》，《人民日报》1959年 9月 25日。）这种主要由单位来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体制，使社会结构变得相对比较简单，也便于管理。它与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在实践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通过建立户籍制度，将城乡居民逐步组织起来。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安部就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其初衷主要是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为适应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需要，1958年 1月 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91次会议又正式通过《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以常住人口为主，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加大了为经济建设、特别是为工业化建设服务的分量。

四是，通过各级政权建设，将广大人民群众逐步组织起来。我国区域辽阔，人口多，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当时又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重要时期，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特别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恢复国民经济特别是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展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国防建设，更离不开党和政府的作用，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权建设作支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社会的组织管理必须由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以 1954年 9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正式确立，有力保障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