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管理的艰辛探索和主要贡献

三、把社会管理和民生建设结合起来进行

在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的同时，毛泽东还明确把发展、特别是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减少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要通过这项中心任务，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这是我们能否在城市站住脚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428页。）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在新中国建设中，要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巩固新生政权的基本思路。

在实践中，我们党进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切实保障民生。具体措施包括，着力恢复生产，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好处；放宽限制，给手工业者以出路；合理调整工商业和税收，使民族资本家有利可图，不至于关门歇业，等等。通过这些重要举措，当时一度紧张的社会关系很快得到了调整，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到 20世纪 50年代末，毛泽东在总结“左”的经验教训时，首先肯定了陈云关于“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的意见，提出“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毛泽东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78页。）。毛泽东之所以把民生问题放到人民群众是否拥护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在城市里站住脚，社会是否安定等战略高度来强调，无疑是基于对社会管理与民生建设二者关系的深刻认识。这也正是我们党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一手抓社会管理，一手抓老百姓衣食住用行等民生建设的原因所在。具体来说，当时的民生建设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着力解决就业问题。尽管当时面临许多困难，但党和政府还是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问题，包括为了将旧有人员全部接收下来，采取了“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512页。）等特殊办法。这样做，尽管使本来已十分困难的财政进一步增加负担，但让新生的人民政权政治上得分不少，社会和人心一下子稳定了下来。

积极发展各类教育事业。一方面，改革旧有学校教育，积极加快发展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采取一些特殊做法，包括开办工农速成中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扫盲运动等等，着重解决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受教育权利的问题。

在收入分配方面，结束了旧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确立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具体措施包括，在工人中实行八级工资制，在农村合作社中实行评工记分，等等。尽管有些做法后来逐步流于“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但千百年来第一次建立起与公有制相契合的按劳分配制度，成为中国人民翻身作主人的一个重要体现，其意义不容低估。

开始了社会保障方面的积极探索。 1951年 2月，政务院第 73次政务会议通过《劳动保险条例》，对劳动保险金的征集与保管，对因工负伤、残废待遇，对工人与职员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死亡时待遇，对养老待遇、医疗待遇、生育待遇等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两年后，政务院又对条例进行了若干重要修改，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提高劳动保险待遇标准。这为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减轻其生活中的特殊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此为标志，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开始起步，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

特别是在医疗保障方面，不仅建立起公费医疗制度，还开创了农村合作医疗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医疗模式。在最鼎盛的时候，全国有 90%的农民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通过这种互助互济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群众看病吃药问题，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认为它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

由于有扎实的民生建设作基础，这一时期各项社会管理探索也进行得比较顺利。在继续肃清国民党军队残余、镇压反革命、大力整顿社会秩序的同时，还开展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具体包括：对企业管理进行民主改革，废除旧企业的封建把头制度；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取缔旧社会遗留的黄赌毒等各种丑恶现象，等等。通过这些举措，社会风气、社会环境为之一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秩序、新风尚逐步建立起来，新中国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探索初显成效。

总之，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尽管受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限，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但老百姓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共产党是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是真心实意为他们办事的。因此，这一时期尽管外有强敌威胁，内有种种困难，包括经历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但民心是齐的，人民群众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整个社会也是稳定和可控有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