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管理的艰辛探索和主要贡献

四、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

在新中国社会管理探索中，我们党很快发现，无论是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最终都要落脚到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而我们许多工作上的失误，包括由此引发的种种矛盾，不少都源于我们的群众观点、群众立场、工作方法出了问题。毛泽东当时就明确把罢工、罢课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我们一些干部犯了官僚主义，是由于这些人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而是骂群众、压群众，以至引起群众的不满。（参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 11月 15日。）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社会管理中要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他反复指出，在执政条件下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继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整顿和改进我们的作风。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47页。）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突出强调群众工作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位置呢？

其一，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它在化解社会矛盾、进行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作用尤为突出。毛泽东曾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和水、土地和种子的关系。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不仅经济发展会失去支撑和动力，社会稳定也会失去基础。

其二，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发生乃至激化，究其根本大多在于没有坚持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没有做好。在一些党员、干部中，有的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有的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甚至侵犯群众利益，等等。这是当时集中出现类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缺粮退社等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群众工作本来就与社会管理有着十分直接密切的关系。社会管理的对象是人，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工作。广大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管理的对象，又是社会管理的主体，离开人民群众的广泛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也就无从谈起。毛泽东在社会管理探索中，突出人的因素，重视做群众工作，无疑契合社会管理的内在规律，把握住了社会管理的真谛。

与此同时，对与群众工作紧密相关的基层工作，毛泽东也同样十分重视，始终强调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早在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村的组织与领导应成为极需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村民就可以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25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既注意中央、省市县一级政权的建设，同时也十分重视基层政权的建设，包括着重抓了作为基层政权重要基础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即居民委员会的建设。到 1952年，在开展民主建政运动中，居民委员会开始普遍建立起来，对协助政府组织和教育居民群众，开展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年探索中创造的“枫桥经验”，其核心内容就是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就地解决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成为新中国社会管理探索中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成功范例。毛泽东曾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16页。）其影响一直至今。

我们党的一大优势，是自上而下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基层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占据着基础性的重要位置。不仅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需要通过基层去落实，人民群众的愿望诉求也需要依靠基层去发现和上传。因此，我们党才有“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形象比喻，一再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等各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当时在探索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把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可以说抓住了社会管理的根本，为确保社会稳定有序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