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管理的艰辛探索和主要贡献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将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彻底改变了旧中国被讥为“一盘散沙”的面貌，大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但由于我们国家大，人口多，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又十分悬殊，在组织大家齐步向前走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一些矛盾和问题。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社会经济改组以及战争对工商业带来的破坏，不仅民族资产阶级对我们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6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74页。）一时间，各方面社会关系趋于紧张。

尤其是到 20世纪 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发展的步子加快，各种社会矛盾更是一下子多了起来。据 1957年 3月 25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透露：“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54页。）许多农村地区发生了闹缺粮、闹退社等风波。（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1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08页。）一些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也提出了尖锐批评。一时间，国内局势似乎进入了“多事之秋”。(参见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 1月 18日。)

各种社会矛盾在短时间内大量出现，反映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对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社会管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些党员、干部对此思想准备不足，反应也比较激烈，甚至简单地以为，凡是聚众闹事的，都是敌我矛盾，都要按照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持这类看法的人，在当时并不在少数。其背后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复杂的现实原因。其一，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矛盾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也找不到现成答案。这就导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看法，并直接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其二，由于我们过去长期处于战争环境，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也不长，没有多少经验，当遇到矛盾问题，尤其是类似于罢工、罢课、请愿等“闹事”现象时，一些党员、干部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沿用过去的思维和办法。这一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匈事件以及随之出现的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风潮，更进一步加剧和助长了这种思维定势。其三，苏联模式对我们也不无影响。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在苏联肃反扩大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后来我们党对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有了察觉，并由此开始了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从分析当时日趋增多的各种矛盾现象出发，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和方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其重要突破在于，一是在肯定我们国家是空前统一的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社会是存在矛盾的，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二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三是明确指出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一种是分清敌我的问题，采取的是专政的办法；一种是分清是非的问题，采取的是民主的办法。(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04—206页。）毛泽东特别强调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一定要采取整风的办法，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而不能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参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 11月 15日。）四是明确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得当，也可能由非对抗转变为对抗。（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211页。）

这些重要思想观点，比较好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处理矛盾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能有突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不是照搬教条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对其中的利益因素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82页。）过去，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跟着我们党闹革命，是因为他们清楚

地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他们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情况跟过去有了很大不同，但能否妥善处理好相关利益问题，依然是一个直接影响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各地发展又不平衡，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难免会产生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之间的利益差异。这是当时人民内部矛盾大量产生的根本原因。

对此，毛泽东有着十分真切的感受。在他看来，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不少源于群众利益受到损害。比如，关于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瞒产私分问题，毛泽东后来就深有感慨地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922页。）这件事情促使毛泽东思考，农民群众的利益不能损害，不能搞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不但深刻指出当时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还找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正确方法。其中，毛泽东尤为推崇我们党延安时期就采取的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并强调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战略方针。（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186—187页。）他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227—228页。）他认为，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187页。）

总之，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矛盾，并将其分成两类不同性质，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就当时而言，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把它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可以说抓住了社会管理的牛鼻子，抓住了社会稳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