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刚
一、如何看待东方军入闽的战略决策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5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在部署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吸取前四次“围剿”的教训，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这次“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60万人。其军事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33个师又3个旅，由北向南挤压苏区；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１１个师又１个旅，筑碉堡扼守粤赣边境，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赣南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在“围剿”湘赣、湘鄂赣苏区红军的同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5个队（飞机200架），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等机场，支援作战。
蒋介石加紧部署第五次“围剿”之时，正值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盛行之际，可谓“教条有功，钦差深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此时的毛泽东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领导之外。面对蒋介石精心部署的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实行“大踏步地打出去”的进攻战略。据此，在军事上也相应作出战略调整，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分离作战，其中以红1军团为基干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以红3军团为基干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1933年6月1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阐述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理由及实施步骤，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是一月一月的增加困难，在北线不可能很快地向红军发动进攻，蒋介石与粤军陈济棠目前不可能联合反对我们；福建的敌军对目前形势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红一方面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分离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方针，既可以在两个战略上同时打击敌人，迅速改变战略上的地位，还可以为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战争创造条件。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发布《关于东方军之组织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决定以红3军团（暂缺第6师）和红19师组成东方军，以红3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兼任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任政委（１２月，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滕代远的红３军团政委兼东方军政委职务，改任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由杨尚昆接任红３军团政委兼东方军政委），袁国平兼任政治部主任。为配合作战，闽西红34师、闽赣军区、宁清归所辖各部武装统归彭、滕就近指挥。1933年7月至9月和1934年1月，彭德怀先后两次率东方军入闽作战。
从东方军入闽的战略决策角度看，决策者是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实际指导者是共产国际代表。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并强调“将相连的苏区连成一片的方针并没有取消，但要建立和具备几个新的根据地，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对抗。”〔1〕4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更是明确指示驻华代表埃韦特：“当需要采取反包围的措施时，在有利条件下，我们可以实施进攻行动。我们提出的战术，绝不是以失掉我们的苏维埃基地为前提。”〔2〕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下达有关军事问题的指示时，曾多次强调只是“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如何决定由（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3〕。然而，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等人在筹划制定编组东方军团及其作战纲领中，只凭一些书面报告和情报资料，提出“改进从前一手打人的单一作战线，而成为更有利的配合各方的两根作战线，来开展战斗新的局面。即使目前略受损害，也要看到前途，总结经验，尤其是今后确实掌握敌情变化，和我军的数量逐步的增加，须得有两作战线，且敌人实际上亦以构成两作战线来进攻我们”〔4〕，并要求东方军“应在6月和7月两个月内迅速改良我们战略上的地位与准备将来的决定胜负的战争”〔5〕。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和项英领导的中革军委对这一意见奉若“圣旨”，在做决策时而打着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不顾苏区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只是盲目教条贯彻执行，将中央红军主力即红一方面军10多万人分组为中央军和东方军，进行分离作战，甚至还夹带私心地为了显示他们不比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们差，甚至“更高明”、更有能力领导和指挥红军作战，放弃以往毛泽东领导的反“围剿”胜利的成功经验，即依靠苏区和苏区群众的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发挥红军灵活机动的特长，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切实际的提出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错误方针，坚持实行“兵分两路，两个拳头打人”，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不仅如此，为了确保这一“左”倾冒险战略决策的贯彻实行，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不仅在军事上推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而且在组织上竭力推行极“左”政策。一是把地方上反“罗明路线”和查田查阶级运动的斗争扩大到红军中来，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6〕，以致“家长制横行，一言堂成风”，造成“东方军内部的严重混乱”〔7〕。1933年10月，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蔓延到了军队，“左”倾错误领导者在红军中开展反对以闽赣省军区司令员肖劲光为代表的所谓军事上的“罗明路线”斗争，将肖劲光判刑5年。二是在军事指挥上，李德、项英等人“在图上划线指挥，部署部队，不容许改动，否则即予人以处罚”，在领导方式上完全不讲民主、不顾前线客观实际，“因而常常弄得前方莫名其妙，无所措手足”，抹杀了“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8〕。
错误的决策必然带来错误的结果。历史事实证明，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结果，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更没有实现既定的战略目的，反而消弱了红军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丧失了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准备的宝贵时间，给后来的反“围剿”作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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