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刚
三、东方军两次入闽的意义与影响
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将中央红军主力实行“兵分两路，两个拳头打人”的决策，尽管是一大失策，但是，在彭德怀等精心组织指挥下，东方军在两次入闽作战中还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恢复和扩展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并且促使十九路军毅然走上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福建事变的爆发，对福建乃至全国的局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其一，东方军入闽有力地推动了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发展。
1933年2月27日至3月21日，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打败国民党军队40万人进攻，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贯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在巩固的基础上得到扩大和发展。4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黎川县为中心新设立闽赣省；6月，中共建瓯中心县委与闽北分区委的联络也正式打通，中央决定将建瓯中心县委及所属的松溪、政和两个特支由福州中心市委属下划归闽北分区委领导，包括政和在内的建松政苏区也划归中共闽赣省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从此，闽北、闽西北及赣东北部分苏区划归闽赣省，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中央苏区东北战线前哨阵地的作用。
不过，此间的闽赣省所属的闽西北、闽北苏区在十九路军和国民党地方军阀的分割下，还未真正有机连成一片。东方军的入闽作战，沉重打击了闽西北、闽北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恢复和发展了大片革命根据地，使闽西北、闽北新中央苏区与闽西老苏区基本连成一体。同时，东方军所到之处，还积极帮助组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和分田分地的斗争，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开展。在东方军的胜利影响下，闽西也恢复了（上）杭、新（泉）、连（城）各县苏区，并开拓了宁（化）、清（流）、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东方军作战的胜利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劳苦群众参加生产建设和支授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当时，连城全县扩大红军３６００名；仅在连城一带，东方军就筹集了大量物资运回中央苏区，部分地解决了当时红军穿衣、吃盐等困难。
其二，东方军入闽是促使福建事变爆发的关键因素之一。
历史是错综复杂的，特别是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历史又总是把军队推到冲突的前沿，军队成为各党派和政治集团相互较量的重要资本和后盾。十九路军主要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是革命意识强烈而又颇具政治抱负的爱国将领。在他们的影响和带领下，十九路军不仅被打造成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而且屡屡主动卷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纷争的漩涡，成为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一股军事力量。1932年6月，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强行调入福建“剿共”前线后，处于“剿”也败亡不“剿”也败亡的困境之中，厌恶内战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情绪与日俱增，并决定放弃原先制定的“剿共抗日反蒋”方针，作出联共反蒋抗日的抉择，发动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
促成十九路军及其领导人作出联共反蒋抗日的抉择，发动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东方军入闽是一个关键因素。1933年8月初，孤军深入连城一带“剿共”的十九路军区寿年部，遭到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东方军“痛歼”，损失惨重。由此，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官兵清醒认识到“归根到底，两条路变成一条路，‘剿’也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11〕。9月，陈公培（原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受陈铭枢委派，代表十九路军前往闽北王台──红军东方军司令部驻地，与彭德怀会谈，表示同意接受中共“三·一七”宣言提出的三条件，阐述了蒋光鼐、蔡廷锴对谈判的意见和要求：十九路军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员、取消经济封锁；红军退出洋口，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疆界，并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这一初步停战合作协议的顺利达成，为十九路军与红军的进一步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从此，红军同十九路军进入休战状态。10月，陈公培又受命陪同十九路秘书长徐名鸿奔赴“红都”瑞金，与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谈判。经反复磋商，双方于10月26日正式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亦称“抗日反蒋作战协定”，标志着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正式形成合作关系。这一《协定》，既是中国共产党于1933年1月17日提出“共同抗日三条件”（“一·一七宣言”）后与国民党军队签订的第一个合作协定，也是十九路军发展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标志着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领导人在联共反蒋抗日进程中迈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联共，是促使十九路军及其领导人敢于发动福建事变的一大政治前提。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先后派潘汉年（全权代表）、张云逸（军事代表）前往福州，负责落实《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的谈判联络事宜。双方很快就“划定军事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在“立即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支持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活动等方面，福建人民政府也采取积极措施。
可见，东方军入闽，是促使陷于困境中的十九路军及其领导人下定决心作出联共反蒋抗日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推动福建事变爆发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其三，东方军入闽为第五次反“围剿”创造了有力时机和条件，可惜没抓住和利用好。
国民党军十九路军领导人毅然作出联共反蒋抗日的抉择、发动福建事变之时，正值蒋介石全力筹划第五次“围剿”之际。这场抗日反蒋风暴的爆发，标志着国民党营垒更大破裂的开始。能征善征的十九路军突然在“剿共”前线掉转枪口，更是直接打乱了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战略部署。福建事变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爱国进步势力有计划、有组织掀起的一场抗日反蒋风暴并具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国民党营垒更大破裂的开始，反映了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曾忧心忡忡地对德国顾问塞克特说：“蔡廷锴向共产党人投降了。这是一种背叛，这种背叛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和制止，因为这为分裂主义者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而这种分裂主义者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是不少的。”〔12〕后来的历史发展事实表明，蒋介石的担忧是有道理的，都一一得到验证。
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的爆发，不仅给蒋介石精心组织的第五次“围剿”部署准备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困扰，同时也为中央苏区和红军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这一有利的时机和条件的出现，是和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开展分不开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东方军入闽奋勇作战所带来的一个惊喜和一份意外战果。
蒋介石决定兴师入闽“讨逆”后，特别是蒋介石为了保持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进攻态度，同时又急于镇压福建人民政府，不惜将驻守沪杭沿线的第87师和88师调到福建，还将由第87、88两师的补充团编成的第36师也调到闽赣参加作战，敌人在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带兵力非常空虚。毛泽东敏锐意识到这是“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是一个绝好的“宝贵的机会”〔13〕，极力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14〕与此同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也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全局出发，与毛泽东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一致的建议。面对蒋介石亲率大军“讨逆”，十九路军危在旦夕，在福州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应福建人民政府的要求，曾两次电请中共中央派兵援闽。
遗憾的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却一味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采取无情的“关门主义”方针，对有利于粉碎第五次“围剿”这一“重要关键”──福建事变“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政治上不声援支持，军事上“完全不配合”〔15〕。同时，陈铭枢在合作谈判中“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与红军共同反日反蒋的具体作战条件即“订立军事攻守同盟”，没有达成协议。这样，“联共”也就基本流于形式，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不仅如此，在福建事变中，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不顾形势的发展变化，仍然盲目执行共产国际代表不切实际的指示，甚至还把这一“左”倾错误政策推向极端，不仅在政治上不支持，还大肆谴责、拆台；不但在军事上不配合，还想方设法挖“墙脚”。1934年1月，蒋介石亲自率领15万“讨逆”大军入闽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致电中共中央，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不帮助十九路军成为独立的因素，而要拖长同南京的实际斗争过程，以赢得时间把十九路军的绝大部分士兵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和获取它的武器”〔16〕。据此，博古、李德等中央军委领导人不但对福建人民政府恳切希望红军紧急支援的请求置之不理，而且还认为，“红军在东线作战是帮助了十九路军，不符合革命利益，即使要帮助的话，也要先叫十九路军吃一点亏，我们再帮助，那他在与我党合作中价钱就便宜了”〔17〕。当十九路军面对强大的蒋军节节败退时，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弗雷德甚至还提出一个荒唐的建议，即“收买十九路军一些师级将领，每人一万元，派他们去香港，他们不在时，俘获他们的师团”〔18〕。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有契机所推动的。福建事变的爆发和蒋介石不得不抽调一路“围剿”主力入闽“讨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反蒋抗日、统一战线和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都是十分有利的。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反“围剿”斗争所没有的。无论从中国革命大局还是从当务之急──粉碎第五次“围剿”来说，都表明应当十分郑重地去对待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应当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盟军，积极采取措施，主动配合联合抗击共同的敌人──蒋介石和蒋军。何况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已急切而又主动地要求中共方面出兵配合作战。
东方军入闽创造的有力时机和条件——推动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与红军共同反日反蒋，就这样被“左”倾教条主义者们葬送了。其结果：一是导致福建事变迅速失败；二是坐失了一个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时机；三是丧失了一个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契机。
注释：
〔1〕〔2〕〔3〕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1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354、400、509页。
〔4〕〔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史系统》（4），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第2672、2646页。
〔6〕〔7〕〔9〕〔10〕李志民：《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星火燎原》，1982年第4期。
〔8〕《遵义会议决议》。
〔11〕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7页。
〔12〕转引自（苏）B·B沃龙佐夫：《蒋介石之命运》，第114页。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5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
〔15〕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
〔16〕〔1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14、36页。
〔17〕《福建事变档案资料（1933.11—1934.1）》，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页。
（本文作者 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研究员 福建福州 3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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