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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与青年的关系演变

罗芳芳 鲁克亮

2014年06月05日09:4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二、中共直接领导青年反帝运动

为了迎接和促进革命高潮,动员广大青年参加革命,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通过了《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在该决案中指出:“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目前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最重要的青年工作有三方面: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7〕

为了贯彻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共三大后,共青团马上组织地方团组织和青年团员积极协助党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群众运动。1925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和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为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和要求改善待遇,先后举行了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但在工人复工后,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拒不履行已答应的条件,工人决定在5月再度举行罢工。5月15日,青年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带领五六百工人按计划去上班,但日本资本家有所觉察,不放工人进厂。顾正红据理争辩,日本资本家不仅不答应,还悍然向工人开枪,打死了顾正红,打伤了十余人,这一流血事件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于5月19日发表了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要求“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各地应即邀当地C.Y.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8〕在中共的领导和共青团的组织、号召下,首先起来响应中共号召的是上海青年学生。“上海学生,因日商纱厂工人顾正红为要求入厂工作被日人用手枪毙命,及多数日厂中国工人同胞因罢工失业,及组织学生讲演队演讲募捐。揭露日人的残暴,援助失业工人”〔9〕。学生的举动,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不满和恐慌,遂下令租界巡捕拘捕学生,有6名学生被拘禁,并且决定5月30日将学生交给租界会审公堂审判。针对这一情况,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掀起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帝的政治斗争。

5月30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各校学生2000余人,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讲演顾正红被杀及学生被捕事件。租界巡捕遂大肆捕人,捕去百数十学生。这更激怒了广大群众,数万群众奔赴捕房,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帝国主义竟命令巡捕开枪射击,被打死13人,打伤15人,被捕53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以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年来深埋在中国人民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一蹴即发。惨案发生当晚,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大到各个阶层,发动更大规模的爱国反帝群众运动,号召上海人民和青年举行罢工、罢市、罢课的行动,并成立了组织行动委员会来领导“三罢”斗争。在党的领导下,5月31日,学生冒雨,继续在各马路散传单、讲演、捕房复拘捕学生。青年学生的广泛宣传“唤醒了民众”,“各阶级的民众已经深悟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新动力之重要”〔10〕。6月1日,上海20余万工人总同盟罢工,5万余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6月5日中共发表《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再次“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更要求“坚持到底的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斗争”〔11〕。6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发布了支持宣言。在中共和工商学联的号召下,6月11日,在上海举行了群众大会,到会的有20多万人,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6月13日,共青团发出了《青年团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书,号召“全国被压迫青年群众,准备这次长期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斗争”,“继死者未竟之志”〔12〕。任弼时也发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号召广大学生“应不惜本身的牺牲去为民众利益而奋争,务须将民族革命的负担拿在自己的肩上,要用这样的勇敢和毅力去执行革命的工作”。

在共产党、共青团的组织和领导下,青年学生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和群众运动的先锋,在学生运动的带动下,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高潮,以不可遏制的浩大声势席卷全国。在这次反帝运动中,共青团员、青年工人、青年学生的表现是最为突出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罢工的工人55万,其中一半以上是青年工人。这充分说明五卅运动提高了全国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密切了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尤其是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在斗争中有许多优秀团员和青年纷纷加入了党,壮大了党的力量。据统计这年年初党召开四大时只有党员994人,同年十月即增加到3000人,年底更达到1万人,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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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思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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