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将军主持总后整顿工作

“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批示，是把总后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的重要转折点。”

“四人帮”垮台后，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张震和总后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四人帮”横行时，对总后多方插手，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揭批“四人帮”斗争开始时，情况非常复杂：“一些有牵连的同志遮遮捂捂，不愿讲出真实情况；也有一些同志急于联系总后的实际，有的还进行人身攻击。”当时，张震高屋建瓴地指出，“四人帮”在理论上散布了种种谬论，只有从理论上划清界限，才能彻底认清他们的反动本质，肃清其流毒。在此基础上，再联系总后的实际，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就会比较顺利。

在总后党委会上，张震还多次讲过，清查工作必须把握两点：一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留隐患；二要掌握政策，与人为善，不留后遗症。张震把握政策公允，得到大家一致支持：“我的意见，得到了党委多数同志的支持。”

1977年3月5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张宗逊部长生病期间，由张震主持总后的工作。6月29日，还未复出的邓小平找张震谈话，主要是了解总后的情况。谈话间，他对总后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从广大干部中找积极分子，对有错误的班子要坚决改组，对有问题的人一个也不留；既要把运动搞好，但也要有一定时限。要抓紧工作，把业务搞上去；要重视干部训练，加强学校领导，挑好教员，编好教材，选好学员，把各级领导班子搞得更年轻一些。最后，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张震说：要用5年时间把军队建设好，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和邓小平一席长谈，让张震感到总后整顿的紧迫性。同年8月，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张震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时，张震成为总后的核心领导成员，倍感压力：“党的十一大之后，我的担子重了，心里很是着急，下决心集中精力去抓揭批查工作，想尽快分清总后的路线是非，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同时全力抓好全军的后勤建设。因为当时叶帅讲过一句话，说总后处在‘百废待兴’的局面。”

对于总后的整顿如何开展，张震一度比较纠结，也遭到质疑：“我强烈地意识到，从总后的实际出发，不联系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不彻底揭批林彪一伙对总后建设的破坏，就不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两者应当结合起来进行。但是，这一想法对不对？我也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中央的部署，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我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看法也不完全一致。特别是有人得知我有上述想法，说我是‘两箭齐发’，‘另搞一套’。”

经过反复考虑，张震决定给邓小平写信，汇报总后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1977年12月1日，他代表总后党委常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汇报总后揭批查运动的情况，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建议在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基础上，同时解决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

对于这封信，邓小平很重视。12月2日上午，他就作了重要批示：“我已电话复同意。总后多年来一直解决不了问题。不再这样办，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建立一个较好的班子，都不可能。”他还将张震的信批转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阅（他们都圈阅同意）。为了不耽误工作，他还让秘书王瑞林打来电话，表示“先这样办”。

有了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支持，更增添了张震做好工作的信心，他立即主持召开总后党委会，传达、学习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在他看来，“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批示，是把总后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的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