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将军主持总后整顿工作

“我总觉得，这样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是对同志负责。”

那个时候，总后的领导班子不够健全。1977年夏天，邓小平曾同张震谈过加强总后领导班子，“说军委正在考虑政治委员的人选，其中一位是王平，想听听我的意见。”张震表示，服从军委的决定：“如果征求我的意见，王平同志能来更好一些。因为他政治上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作风民主，而且我俩共事多年，完全可以配合好。”（两人一起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张任院长，王任政治委员）

关于部长的人选，当时军委也在考虑。张震认为，庐山会议上受到牵连的洪学智，这时已经“解放”回京，是总后理想的部长。1977年8月下旬，他为此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经杨勇副总参谋长转呈。信中，他诚恳地表示：“洪学智同志到后勤工作是适宜的。他有抗美援朝后勤工作经验与以后后勤建设经验，建议军委予以考虑。”至于个人，他表示愿意“仍回武汉军区协助军区领导做部分军事工作”。在信中，他还对总后副职干部的调整提出了建议。后来，党中央和军委另有考虑：洪学智到国防工业办公室任主任。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王平为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次年2月，中央军委又任命张震为总后的部长。在党内，王平任总后党委第一书记，张震为第二书记。

经过这次调整，总后领导班子的思想更加统一，领导力量明显加强。张震等决心要贯彻邓小平上述重要批示精神，在继续抓好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同时，解决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遗留的问题，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彻底摘掉总后“老大难”的帽子。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张震等先后召开了4次万人大会，广泛宣传要把林彪和“四人帮”捆在一起批，要把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重大问题串在一起查。同时，他们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对那些与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干部，根据其问题大小、态度好坏，区别对待：有的停职审查；有的停止工作，交代问题；有的暂不参加党委领导。这样，消除了群众的顾虑，有利于尽快把问题查清楚。

对于一些问题较多的单位，他们敢于扫除障碍，大胆解决问题。比如解放军总医院，由于它的特殊性，林彪、“四人帮”都曾竭力插手，成了“文革”中的“重灾区”，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根据叶剑英的指示，他们派出一位副部长和一位副政治委员，带领20多人的工作组，深入总医院，查清了个别人按照林彪一伙的旨意，利用医疗手段迫害高级干部的问题和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结果，总医院的揭批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快就改变了形势，工作面貌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在揭批查运动中，张震等遇到的一个比较难办的事，就是如何处理总后领导班子内个别同志的问题。一方面，张震客观地指出：“这位同志在我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中确有错误。”“当时，上面对他的问题看得比较重，说他的核心问题是一屁股坐在某人一边，并且不断催我们报材料。”另一方面，他又坚决主张慎重行事：“根据掌握的情况，我认为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位同志的错误，既要严肃地进行批评、帮助，但又不能匆忙戴帽子、定调子，同时还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干部。因而，我在总后工作期间，一直没有对他的问题作结论，经我审阅、上报的有关材料，也只是摆事实，用事实来说明问题。”这样，上面曾严肃批评张震上送的材料：这是“披头散发”，看不出重点。可是，张震不为所动：“我总觉得，这样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是对同志负责。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样做对党的事业较为有利。”

由于“文革”中总后的情况比较复杂，清查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涉及到的干部比较多，高达3000余人。对于这些干部的处理，张震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绝大多数人，只要讲清了问题，吸取了教训，就及时予以解脱。到了运动后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只是极少数。另外，他们边清查、边调整，选拔了一批政治表现好、年富力强、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同志进入军、师两级领导班子。总后的揭批查工作，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