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将军主持总后整顿工作

“张震懂得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这个部长懂政治！”

“文革”中，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总后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有段时间，张震天天都收到大量要求平反的信件，天天都有来访的干部、群众。有时，他在大院里走着，突然就有人跪在面前，高声喊冤，申诉自己或亲人遭受迫害的情况。为了尽快为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总后专门成立了甄别平反办公室，集中审理，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在总后党委领导下，总后所属单位分别给2754名干部、群众和113个假集团案平了反。

1978年11月22日，总后在首都体育馆隆重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与会人数达1.3万多人，大会由张震主持。在这次大会上，公开宣布为李聚奎、洪学智、饶正锡、贺诚、汤平、彭嘉庆、李耀、李雪三、傅连璋等829人平反昭雪。遭受过迫害的同志悲喜交集、热泪盈眶，纷纷表示：是党给了自己第二次政治生命，一定要努力为党工作，为后勤建设再立新功。

回顾总后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张震曾经说过：“事情过去20多年了，今天来看，这样处理问题比较稳妥，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同时，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端正了组织路线，激发了广大官兵献身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为我军后勤建设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总后搞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错案，是从组织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那么，广泛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则是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围绕这篇文章，党内出现了尖锐争论，并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张震的关注：“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觉得它阐述的观点是对的。我认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不怕接受实践的检验。我和王平政委就此交换过看法，一致持赞成的态度，表示要出来讲话，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总后党委常委会议上，我们多次表明了这一立场。”

从当时总后机关、部队的思想状况看，有些同志受“两个凡是”的束缚，对实事求是地修正毛主席晚年的一些错误观点，改正毛主席晚年所做的某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决定，有些想不通，个别人甚至有抵触情绪。于是，张震、王平在总后党委召开的多次会议上，针对干部队伍的上述思想状况，反复讲清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带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作风，做好工作。当时，这在全军大单位中是比较早的。因此，王平逝世后，在经军委审定的《王平同志生平》中，专门写上了这件事。在这件事上，张震同样也值得称道。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张震被分在东北组。陈云也编在这个组，大家讨论得很热烈。12月4日的小组会上，张震再次谈了自己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认识：“我认为，我们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对毛主席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在革命实践中深切地认识到，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并不是说毛主席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不能要求他的每条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在战争年代，毛主席作出战略决策，从来都是根据实际来决定的。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他总是及时改变决心，修改计划，作出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的决定。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发现自己的决定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时，也能够及时改变。这样的例子也不少。”看到小组发言简报，邓小平称赞说：“张震懂得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这个部长懂政治！看来，总后的思想路线也对头了！”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紧接着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场讨论”中，张震代表总后发出了正确的呼声，表明总后的全面整顿成效显著！

1980年1月，张震调任副总参谋长，一干就是5年；1985年4月，他受命创建国防大学，并当了7年校长；1992年10月，他又当选军委副主席，为江泽民“当参谋、当助手”，又为人民军队拼搏了5年，并书写了个人军旅生涯的辉煌！

回顾自己军旅生涯的不断进步，张震这样说过：“在总后的近5年艰苦工作，使我应对、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升，为我进入战略决策层奠定了基础！”